官員舉報者不能獨善於舉報者保護生態

近兩年來，引起社會較大關注的社會各界人士實名舉報官員案例已有多起，而“官員實名舉報官員”是其中一部分，他們成了官場的另一道風景。記者梳理新世紀以來官員舉報官員情況，發現舉報者結果各異，他們有的達到舉報目的，有的因舉報吃了官司，有的為此丟了性命。（8月19日《河南商報》）

官員舉報官員，較之於一般舉報案件，其因舉報者身份所呈現出的特殊色彩是客觀存在的。也正因為此，官員舉報者與被舉報官員的命運，就更受人關注。從媒體盤點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其結果顯然難以令人樂觀，其中“被舉報者安然無恙，舉報者卻遭受變故”，更讓人錯愕。但如果聯系到整個舉報人保護生態。官員舉報者的命運，很難說是特例。事實上，在談論“官員舉報官員”這一話題時，本身就不能脫離整體的舉報氛圍。

聯系到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於舉報人命運的統計結果——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可以說，官員舉報官員案件中的情形與一般舉報案件並無明顯的差異。而聯系到官員的舉報方式，就更可以說明這種同一性。

正常情況下，官員作為體制內人員，本應該對於被舉報官員有著更為有力的線索和証據，對於自身安全的保護也更為有力，因此在方式上也理當有所不同。然而，就公開的案例來看，官員舉報官員並沒有選擇與一般舉報者不同的舉報方式，無論是論壇發帖還是微博實名舉報，也大多是傾向於選擇公之於眾，訴諸媒體與輿論來引起關注，繼而謀求舉報的成功。這一方面証明，體制系統內部的正常舉報途徑，同樣不夠通達﹔另一方面，在舉報人的命運上，不管是官員還是普通公民，都存在安全之虞。

官員選擇實名公開地舉報官員，本身就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策略。因為在內部舉報，一來可能擔心因為舉報對象的勢力過大，舉報受阻﹔二來容易反被“抓辮子”，不利於自我保護。現今官員舉報者的增多，固然反映了個性官員或者直言官員的增多，但官員選擇以實名舉報的方式舉報同僚，仍是以謀求輿論支持的途徑來提升舉報的成功率，在本質上對舉報制度與反腐制度改革並無增量效應，更談不上成為“反腐利器”。

因此，面對官員舉報者的命運時，尚需一分為二地看待。首先，無論是官員舉報者選擇訴諸媒體與輿論的舉報方式，還是其命運上的不確定性，都說明正常的體制內部的舉報管道的逼仄，因此，借此反思如何打通體制內部的反饋與舉報通道，尤有必要﹔其次，對於舉報人的保護和良好的舉報氛圍的構建，並不能在官員舉報者與非官員舉報者之間進行區分，一個健全的舉報人保護制度理應無差別的保護每個舉報者，讓每個舉報者擁有可以受法律保護的被確定的命運。

官員舉報官員也是公民舉報的一部分，他們的受保護程度同樣是整體舉報保護生態的一種真實體現。如果整體的舉報氛圍得不到好轉，舉報人的保護制度不能有整體性改觀，他們的命運難以得到根本性的保障，不能“獨善其身”，就難言意外。畢竟，當選擇作一個實名舉報者，官員身份已經不重要，因為，隻要舉報者的行為合法合規，就應該受到法律的等同保護。（朱昌俊）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