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鄧小平的中國經濟目標保守了點

中國改革的兩個“意想不到”。

中國改革從1978年開始，效果最顯著的是鄧小平總結出來的兩個“意想不到”：第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對農業的巨大推動力﹔第二個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2014年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紀念、一戰百年，歷史的經緯線恰在這一刻交錯。百年來中國歷經滄桑、飽受屈辱，走過了艱辛又漫長的二十世紀后，在世紀之末終得以厚積薄發，震驚世界。

新中國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其諸多思想，尤其是對經濟制度改革方面的視野與手筆，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政經格局。

從不教條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上台，取得了執政權。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採取了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實踐結果比蘇聯以及東歐國家按現有經濟學理論的主張進行“休克療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但在當時，不少海外學者的觀點是市場經濟體制較優，計劃經濟體制較差，市場與計劃雙軌並行的制度則最差，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必須“一次跳過一條鴻溝”。既然如此，為什麼中國的領導人還是選擇了雙軌的、漸進的改革路徑呢？

我想這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工作作風，從不教化地按照一個既定模式來推進改革，以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關——這些過去的革命家和現在的領導人都參加並領導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國后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

關於改革的兩個“意想不到”

中國改革從1978年開始，效果最顯著的是鄧小平總結出來的兩個“意想不到”：第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對農業的巨大推動力﹔第二個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1998年通貨緊縮之前連續五年的投資增長實際上是從1992年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講話開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講話中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就必須由投資來進行推動。五年來不僅國內企業受到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資，而且外國企業也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力度。

1992年以前，外資在我國固定生產投資中的比重沒有超過5%，但在1992年以后這個數字上升到12%，最高達到過20%。幾年下來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結構變化，中國從所謂的短缺經濟變成了過剩經濟。

經濟預測還是保守了一點

在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為改革開放提出了一個發展目標，那就是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要“翻兩番”。這個目標意味著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必須達到7.2%。

當時我作為在北大學經濟的學生對這個目標的實現有所懷疑，因為根據那時學界普遍接受的發展經濟學“自然增長率”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爭和受到自然災害破壞之后的恢復期外，都不可能長期維持年均7%以上的增長速度。

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再看，鄧小平同志當時提出的目標實在還是太過保守了一點，中國經濟不僅翻了兩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7%，比7.2%高出了2.5個百分點。這幾個百分點看起來不大，但是經過29年的時間，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發展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兩番”的速度計算的7倍。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標，並最終真的實現了。

切中要害，承認物質利益的重要性

我國城市工業部門中存在的問題基本上可以歸納為：結構不平衡、協調問題和低激勵。這些問題在改革前后都採取了一些相應的解決方式。

激勵機制的改革是與過去改革的最大差異所在。小平同志承認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強調干得好的企業應該跟干得差的企業不一樣，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質利益、生活水平、工資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樣。

改革重視起物質利益是由於在激勵不足的狀態下工人工作沒有積極性。以前的工資標准取決於學歷、工齡、性別、工種以及不同城市的物價水平，與工人的實際勞動努力程度不挂鉤，不管工人努力工作還是散漫偷懶，工資都一樣，這種情況下工人當然沒有工作的積極性。

要經濟快速發展，就要承認物質利益對調動積極性的重要性。雖然整個改革與以前相比，差異主要在這一點，但是就像庖丁解牛，雖然是很小的一刀，卻砍中了要害。

(本文摘編自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所著《中國經濟專題》一書)

(作者林毅夫：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