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搭錯車”悲劇的背后

防范性犯罪應成必修課

我們的防備性犯罪教育，顯然太羞澀了，老師和家長，甚至羞於告訴女孩子們，這種理想化地躲避本身隻能起到麻痺的作用。

可以想象得出，如果救援人員再晚出現半天甚至一兩個小時，會有什麼樣的嚴重后果？不久前重慶女孩搭錯車遇害的命運，是否就會降落到這個可憐的女孩子身上？由此可見，此前在網上關於重慶女孩的爭論，是有意義的。這樣的事情，不可能是第一次，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次，因此，讓更多的女孩子們發現並掌握某一類壞人的特性和某一種犯罪的規律，是非常有必要的。

關於杜絕重慶女孩搭車悲劇發生的帖文已有好多了，其中的一部分可總結為：不要上陌生人的車，不要貪小便宜而輕信陌生人的承諾，即使是有朋友或親人之托，也要及時向親人或朋友核實或通報情況﹔在觀察到嫌疑人對自己有任何圖謀不軌的情況時，及時向親人周圍的人群求援，或用言語和行為及時打消對方瞬間生成的惡念。這些看似正確的廢話，很有實際意義。試想，如果山東那個女孩子在出事前看到這個案例的爭議，她還會上陌生人的車，並在與陌生人發生爭執和言語沖突之時，也沒有驚醒？

當然，我們無須因為茫茫人海中有那麼一小撮壞人，就讓女孩子們每天擔驚受怕恨不能開裝甲車出門。但給她們培養和灌輸必要的防范意識、危機識別能力和應對能力，是必須的，而且是自幼兒就應該開始。很多國家，甚至將防范性犯罪作為必修的課程，寫入到小學生的行為規范中去。有的甚至細節到“衣服遮住的地方不許觸碰”，使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心理上暗暗筑下一道不可逾越的坎，這既是一種底線，又是一種觸發機關，一經觸碰，便進入到防護狀態。

而我們的教育，顯然太過羞澀了一點。我們的老師和家長，甚至羞於告訴女孩子們，你就是一個很多人都想偷吃的小蘋果，圍繞你的危險非常非常多。有的人，擔心這樣會讓孩子心理上有陰影，擔心讓她們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不太光明了。事實上，這種理想化地躲避本身隻能起到麻痺的作用，不僅不能讓孩子們覺得世界更美好，相反還會害了她們。即使美麗得冒泡的童話裡，也是有熊外婆和大灰狼，現實亦如此。惟一不同的是，現實中的大灰狼，不會吃了人還會吐出來，它是不會給你彌補失誤的機會的！

□曾穎（作家）

如何減少“破罐子破摔”現象

幫扶刑滿釋放人員，社會組織能發揮作用。為幫扶對象提供幫困解難、技能培訓、心理疏導等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新違法犯罪率。

犯罪嫌疑人代某如此卑劣的作案手段，這般嚴重的犯罪后果，等待他的將是應有懲罰。

然而，更值得關注和反思的，是代某那墜崖般的人生軌跡。

根據代某自述，多次“進出宮”的他，並非是天生犯罪人，因在1983年的嚴打中，被女友“誣告”強奸，他被判十年流放到大西北，失去了擁有的一切，從此才自暴自棄。盡管這一情節的真偽還有待証實，而且就算屬實，也不能絲毫減輕他所犯下的罪惡，卻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嚴肅的課題：如何才能平息這股怨恨社會之氣？如何才能將他們拉回正常軌道？

審視代某滑向犯罪深淵，並不是一個直線墜落的過程。第一次刑滿釋放，相隔17年時間，他才重新犯罪，之后“重操舊業”的時間越來越短，甚至呈現加速的過程，而這也反映了一種愈加嚴重的“破罐子破摔”心理。在社會中，還有許多和代某相似的刑滿釋放人員。他們因為形形色色的原因，受到了法律審判和懲罰，從此被烙刻上了犯罪人的終身標簽，即便刑滿釋放后，也難以重新融入社會。就像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那個年邁的犯人布魯克斯被釋放后，處處感受無形的隔膜，最終踏上了不歸路，潛藏在特定人群中的暴戾之氣，一旦缺少釋放和撫慰的渠道，也就在無形中開啟了犯罪之門。

其實，針對刑滿釋放人員開展安置幫教工作，是一種依靠司法行政部門和社會力量合作進行的非強制性引導、扶助、教育和管理活動。在上海市、湖北省等地成立的“社會幫教志願者協會”、“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工作促進會”等社會組織，成員包括了社區愛心居民和社會名人等，他們為幫扶對象提供幫困解難、技能培訓、心理疏導等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新違法犯罪率。不過，應該看到，目前國內這類社會組織仍然太少，在幫扶刑滿釋放人員方面，社會力量仍然太過羸弱。

而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的經驗，幫扶刑滿釋放人員主要是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大凡犯人出獄半年之前，已有社工介入，對他們進行全方位評估，包括這些人員的生活需要、就業等。考慮到這類人員往往不為家庭接受，還有社工組織建造“中途宿舍”等場所，為他們提供家庭般的居住地。如果，我們更多地重視此類社會組織的培育，或許就能減少代某們的“破罐子破摔”。

□雨辰（高校學者）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