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法更名傳遞三大信號

8月25日，受國務院委托，國家安全部部長耿惠昌就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說明。根據修法議案，“國家安全法”將更名為“反間諜法”。現行國家安全法是1993年公布施行的，國務院1994年又頒布了《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

時隔21年，此次國家安全法修訂更名是為了適應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至少傳遞了三大信號。

首先，國家安全觀的變化。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今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標志著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體系開始運行。習近平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在會議講話中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

中國國國家安全的概念涵蓋了至少11個領域：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以及核安全。相比之下，成法於21年前的國家安全法現在看來，明顯存在名實不符的情況，雖然該法冠以“國家安全法”的大名頭，但其涉及的主要內容本質上是反間諜問題，無論從傳統安全還是非傳統安全角度看，都無法涵蓋“國家安全”的范疇，更比目前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范疇小得多。用耿惠昌部長的話說就是“現行國家安全法規定的主要是國家安全機關履行的各項職責特別是反間諜工作方面的職責，難以在國家安全法立法領域發揮統領作用”。因此把反間諜工作從現行“國家安全法”中剝離出來單獨成法，既可以使“反間諜法”名實相符，又為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制定一部全方位保障我國國家安全的“國家安全法”創造了條件，可謂一舉兩得，真正反映了我國國家安全觀的演變。

其次，依法治國理念的深化。“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重點突出“依法治國”的理念。我國實施並修訂國家安全法的過程本身，體現了依法治國理念的不斷深化。過去21年，我國法律制度不斷完善，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立法，而且過去的一些重要法律也經過了實質性修改，現行的國家安全法需要同這些法律相銜接。

比如，國家安全機關過去實施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權力是由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規定的，屬於行政法規，但根據2012年施行的行政強制法，上述強制措施隻能由法律設定，因此國家安全機關停止實施了上述措施。這種做法雖體現了依法行政的原則和精神，但卻出現了上述措施無法可依、難以為繼的局面，顯然也不利於反間諜工作。這次修法以現行國家安全法的內容為基礎，突出反間諜工作特點，滿足反間諜工作的實際需要，做到有法可依。正如耿惠昌部長所說，這次修法要把實踐檢驗有效、且反間諜工作確需的措施上升為法律規定，還要注意與正在起草的法律協調一致。從這個意義說，國家安全法更名修訂是我國依法治國方略全面推進的結果，體現了我國社會治理方式的不斷創新。

最后，反間諜形勢的復雜化。國家安全法更名修訂，有利於進一步規范和加強反間諜工作。30多年的改革開放，給國家帶來新氣象，中外人員交流日益頻繁，科技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改變了國家的面貌。與此同時，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反間諜工作也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國家安全機關披露的一些個案觸目驚心。特別是展望今后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可以說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將持續提升，而外部對我國的戰略防范和牽制也會同步增加，中外各領域交流與互動將繼續加速，而外部一些國家特別是大國出於各種目的對我進行的間諜活動也將同步增加。

我國崛起勢頭不可阻擋，發展的“大樹”會越來越大，一些國家既希望搭上我國發展的快車，又可能以各種形式損害我國國家安全，古老的間諜行當也會花樣翻新。此外，辯証地看，反間諜工作雖然只是“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野中的一小部分工作，但又有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概念所涵蓋的所有領域，這些領域的反間諜工作紛繁復雜。因此，此次國家安全法更名修訂，將使反間諜工作更加有針對性，更加適應新形勢的發展。

習近平指出，縱觀中國發展趨勢和世界演變大勢，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的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國家安全法的更名修訂可謂水到渠成，正當其時。

（賈秀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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