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女孩頻頻失蹤，別隻盯著“女大學生”

　　夏日的暑氣尚未消散，針對年輕女性的惡性案件頻發，引起輿論軒然大波。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近期已發生四起女大學生受害案，其中4人遇害身亡，1人遭囚禁性虐。同時，多地近日上報多宗女孩失蹤案件，失蹤女孩前途未卜。

　　輿論不可“貼標簽”

　　短時間內發生多次類似事件，這不得不引起輿論的重視。但也不可避免地有所跑偏。

　　《京華時報》認為將這樣的一些案件並置在一起，“可以提醒人們、尤其是女性，不要因為貪便宜而搭黑車，不要單身走小路。”但作者也注意到：“人們從各種案件中將這三起集成在一起，完全是因為它們的主題詞是‘女大學生’…… 相關的新聞報道更是迅速地將追問與反思的觸角伸向受害人群體本身:女大學生，你們為什麼這麼天真、輕率、不懂防范？”

　　作者認為，這未免有給受害者“貼標簽”之嫌：“不要輕易為‘女大學生’群體下斷語、挂標簽。既不要因為她們中有人被包養，就推斷‘墮落’，也不要因為有人遇害，就歸咎於‘單純、不懂防范’，從此教導她們步步為營，‘不和陌生人講話’。”而差不多同一天，《新京報》刊登一篇大學生投稿，直接指責這類“貼標簽”是“二次傷害”。

　　《南方都市報》的來論也指出，“我們希望社會不要總是戴著個人防護能力差的有色眼鏡，媒體不要過分渲染她們的大學生身份”。

　　案件頻發，安全教育該反思

　　南都的來論除了也提出不要貼標簽外，更呼吁：“作為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是否該思考如何提高女孩自身安全防范能力與增強政府及其社會保護公民出行安全能力的‘同頻共振’。”

　　希望加強安全建設，盡管不是空談但可能是老生常談。這次，多數論者把焦點對准安全教育。

　　不可否認，年輕女性頻繁受害與安全意識不無關系，但是完全歸咎於本人顯然有欠考慮。《錢江晚報》評論員劉雪鬆說：“面對受害的女生，無論是公權還是公信，都沒有權力指責她們自我保護能力差，搞得跟活該受害似的。”

　　因此，被批評的隻能是教育。如《廣州日報》稱：“從小學到大學，學校將絕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文化課上，對孩子的安全教育卻關注甚少。即便有的女生想要了解這方面的知識，也很難找到科學合理的教材及示范。”

　　《大河報》評論員黃普磊也認為這與基本教育有關：“為了讓孩子能夠考一個好點的大學，父母幾乎替孩子包辦一切……對這些孩子而言，他們的生理年齡雖然是21歲、22歲，但社會年齡則小得多。……在她們的眼中，隻有陽光和正能量，面對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危險她們卻缺乏警惕，更缺乏處理危險的經驗。”

　　要說我國教育體系中完全沒有安全教育，好像也不是那麼回事。於是黃普磊進一步指出，安全教育失之簡單：“我們的防范教育也有簡單化和極端化傾向。比如我們在平時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而在世界問候日的時候，又會呼吁大家問候陌生人，擁抱陌生人，這個分寸在哪兒？能夠把握的度在哪兒？我們沒有教給孩子們。”

　　制度之外，“安全貼士”不可或缺

　　針對年輕女性地暴力侵害多發，警方和各種機構媒體紛紛推出各種“女性安全貼士”等安全注意事項。然而，這在某些人看來“不正義或不可行”。

　　8月31日，《新京報》刊登呂頻的專欄文章，總結這些“女性安全貼士”是“一不要自由，二不要獨立，三不要讓性魅力外露”。她說：“於是很多女性不領情了，因為她們無法接受以保護名義下的限制作為安全代價。畢竟人人都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再者，這些規則只是想當然，沒有犯罪學的實証依據……”

　　這篇文章甚至指責這些“安全貼士”是“父愛主義”：“父愛主義設置一種恩威並施、予取予求的單方交易：服從權力和接受控制，才有資格婉轉懇請垂憐，否則就得受懲罰。從諸多‘安全貼士’裡看不到關懷和體察，卻隱約帶入不負責任的父親角色：不討論如何為女性創造安全空間的問題。”

　　這種看上去有些偏激的看法很快遭到了反駁。9月2日，仍然是《新京報》，刊出了另一位專欄作家劉遠舉的文章《“女性安全貼士”絕非犬儒認知》。劉遠舉認為，譴責父愛主義地價值觀並非錯誤，但“安全貼士”是更基於現實的考量，因為制度不能預防地風險永遠存在：“的確，安全貼士是一種妥協，但那不是承認現狀……實際上，人類社會一直在努力建構這個（女性安全的）空間。但是，人性充滿了不確定，哪怕冒著殺頭的風險，也仍有人會犯下此類罪錯。”

　　所以劉遠舉毫不懷疑“安全貼士”的必要性：“並不是說不去討論提高社會治安的問題，但是，與此同時，女孩深夜去荒郊野外，或者外出遠行，在有必要的場合，著裝保守一點、稍微注意一點安全就可以極大地提高自身的安全，那為什麼不去做呢？”（文/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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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