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綠色”票房與文化自覺

　　核心閱讀

　　娛樂雖無罪，但娛樂要有度。票房不等於觀眾的滿意度，高票房並不意味著獲得批評豁免權

　　從偶像電影到“粉絲”電影，從喜劇電影到“惡搞”電影，近期一些受到質疑的低俗化現象表明，當前影視創作有在文化上陷入道德和審美的虛無主義的危險

　　電影如果沒有對人性、人道、人格的足夠尊重，沒有對公平、正義、善良的充分敬意，沒有對藝術規律、審美品格的誠懇追求，就不僅僅是影視文化的自輕，更是對世道人心的褻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電影去爭市場，無疑是飲鴆止渴

　　眾所周知，經過10多年的改革，開放行業准入和市場准入，一度陷入低谷的中國電影如今呈現出勃勃生機，不僅產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國市場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但由於電影市場、電影產業尚未成熟，在電影適應市場、滿足觀眾、追求票房的同時，數量與質量的矛盾、票房與口碑的差異、娛樂功能與審美功能的錯位、電影商業價值最大化與文化倫理價值底線的沖突，也一直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產業化進程。“叫好”與“叫座”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觀眾對國產電影的不滿足。特別是近年來，在電影市場規模快速擴大之后，部分電影特別是部分高票房電影，盲目追求票房至上、娛樂至上。這種把票房作為價值評判唯一標准的“唯票房”趨勢，需要我們反思。

　　倫理虛無主義與美學粗鄙化

　　30年前，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費社會的公眾話語正在日漸娛樂化，甚至演化為“娛樂至死”。而今，“娛樂至死”卻成為部分影視作品引以為豪的追求。

　　從所謂“屌絲”電影到所謂“毒舌”電影，從偶像電影到“粉絲”電影，從喜劇電影到“惡搞”電影，在近期一些較高票房的電影和較高收視率的電視劇中這種低俗化現象不斷受到質疑。例如，有的作品角色用無底線的自我糟踐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有的刻意渲染對財富、地位、奢華生活的向往，不加節制地刺激觀眾的欲望﹔有的利用“粉絲情結”，夸大“高富帥”“白富美”的偶像魔力，不加掩飾地激發觀眾對“婚姻改變人生”的白日夢﹔還有的作品主人公欺騙成性、謊話連篇，但在故事中既不受懲罰也沒有完成心靈救贖……

　　這些現象表明，當前一些影視創作在文化上陷入了一種道德和審美的虛無主義泥淖。這不僅與電影的審美觀、倫理觀、價值觀相悖逆，即便與好萊塢的主流商業電影相比，也可以說缺乏必要的文化底線和擔當。無論是《阿凡達》《地心引力》《變形金剛》這樣所謂的“爆米花”娛樂電影，還是《為奴十二年》《內布拉斯加》這類嚴肅電影，或是《百萬寶貝》《陽光小美女》《逃離德黑蘭》《最后的維加斯》這類“心靈雞湯”影片，它們都對暴力、情色元素進行了必要的審美改造，不直接渲染拜金主義等被人類文明普遍拋棄的價值觀，在人物塑造上更是“鮮明”地維護了人性的尊嚴、人格的平等和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電影要有票房，但在基本倫理把握上仍然有“對錯”。

　　娛樂應是宣泄與淨化的統一

　　隨著媒介多樣化對電影功能的分流，也隨著全球電影觀眾越來越年輕化，電影呈現出鮮明的娛樂傾向。應該說，娛樂是人們釋放心理能量、緩解精神壓力的正當甚至必要的需求，電影追求娛樂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從古希臘亞裡士多德論述“宣泄”與“淨化”的關系，到20世紀弗洛伊德論述“欲望的升華”，人們普遍認為，娛樂雖然無罪但仍然要有度。娛樂不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釋放內心壓力之后的心靈淨化﹔娛樂不是對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對欲望的倫理馴服和社會化升華。

　　娛樂的倫理規范、美學尺度，一直是人類娛樂文化的底線。比如，在大眾文化中，邪惡一般不能在道義上戰勝正義﹔女性和孩子必須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需要得到保護﹔假惡丑在敘事中必須受到懲罰或者完成救贖﹔財富、權力不能成為凌駕於人格、人性之上的終極價值，等等。這些既體現為大眾文化最基本的審美和道德底線，也體現為大眾文化必須維護的社會價值和公共意識。

　　面對輿論批評，票房似乎一直是追求“娛樂至死”的擋箭牌：似乎觀眾的選擇就體現了作品的價值，而票房則因為幫助國產電影爭取了與好萊塢競爭的市場份額而獲得某種批評豁免權。實際上，從一些影視作品引發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票房並不等於觀眾的滿意度。由於電影特殊的消費方式，一些電影借助商業元素的配置、營銷推廣的帶動、粉絲心理的盲目，創造了不俗的電影票房，但是許多觀眾對這些影片的藝術質量和內容質量卻並不滿意。這不僅體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對這些作品往往惡評如潮，也體現在一些偏專業性的網站上觀眾給出的“低滿意度”評分。

　　也有部分觀眾因為各種原因為這些影片辯護，認為它們滿足了部分娛樂需求。如同在食品中放入重口味添加劑會提高食品口感，但過量添加會對身體健康帶來傷害一樣，對電影來說，超出倫理和審美底線的娛樂添加劑，對人的精神健康也會帶來潛在傷害。我們常常擔憂當下社會物欲橫流、信用缺失、功利主義和粗鄙化的現象，但我們往往又忽略電影與大眾倫理素養和審美素養的關聯。實際上，全世界的影視產品一定程度上都承擔著社會功能，即便在西方傳媒經濟學理論中，電影也不能僅僅體現為“商業價值”，超越商業之外的文化“外部價值”是電影價值的有機組成部分。

　　創作的底線與文化的擔當

　　也許是對以往一些中國電影那種過度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傾向的矯枉過正，在電影產業化進程中出現了所謂的“唯娛樂”“唯票房”現象，“文化擔當”似乎成了受人譏諷的貶義詞。然而，我們的電影如果沒有對人性、人道、人格足夠的尊重，沒有對公平、正義、善良、美好的充分敬意，沒有對藝術規律、審美品格的誠懇追求，這反映的可能就不僅僅是影視文化的自輕，更是對世道人心的褻瀆。如果我們用這樣的電影去爭票房、爭市場、爭所謂份額，無疑是文化上的飲鴆止渴。當票房與口水齊飛的時候，國產影片可能就談不上對觀眾精神生活的引導了。而當觀眾的審美能力、電影觀賞需求越來越成熟，國產電影的危機可能就不僅僅體現為技術危機，而是更嚴重的思想危機、文化危機，最終導向市場危機。所以，我們提出“綠色票房”，就是希望電影在追求票房價值的同時，既要體現文化的基本倫理和審美底線，也要體現對社會文明進步的責任擔當。

　　“底線意識”其實就是對電影創作文化上的最低標准的自覺。對於娛樂內容來說，遵守審美底線和倫理底線幾乎是全球主流商業電影的共識。對“寧願在寶馬車裡哭，不願在自行車上笑”的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對涉及吸毒、盜搶以及其他反社會行為、犯罪行為的“人格美化”，對違背社會普遍價值觀的行為缺乏必要的“善惡有報”的正義審判，對外表丑陋、行為丑惡的過度放大等，都觸及電影的倫理和審美底線。這種底線，在歐美日韓等國家還可能通過“分級”來限制，而在中國目前的審查體系中，審美和倫理問題處於灰色地帶，缺乏必要的行業監管和輿論監督。因此，我們希望電影從業者以自覺的底線意識來保障電影文化上的無害，減少對青少年特別是低幼觀眾的不良影響。

　　“擔當意識”，對於電影創作和生產者來說是更高的期望。如果說“底線”是對“有害性”的防御，“擔當”就是對社會“共同價值”的建構。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歷經磨難、曲折往復﹔而過去30多年，中國又在文化准備不足的情況下快步走過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路程，今天作為物質相對發達的世界經濟大國，我們需要進一步建設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國家之間、人與歷史傳統之間的關系。電影作為大眾特別是青少年觀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態，不僅應該提供娛樂，也應該有建設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擔當。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曾經指出，“軟實力”體現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理應擔起通過價值觀的“吸引力”來引人向善向上的責任。也許，有人懷疑電影“擔當”與電影票房之間會存在沖突，但如果我們就近看看本年度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影片名單，就會發現，這些影片都堅持了價值觀上的普遍“正確性”，甚至體現了某種人道主義精神的自覺“擔當”。它們得到了全世界觀眾的尊重。如果說人活著需要點精神，那麼電影也不例外。如果說我們的價值觀擔當曾經制約了觀眾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價值觀沒有得到充分有“吸引力”的傳達。

　　所以，雖然當下中國電影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樣性和藝術豐富性，但一些電影創作中出現的倫理和美學虛無主義、審美粗鄙化、娛樂沒有底線等現象，仍然值得我們保持一種清醒而審慎的批評態度。國產電影需要份額和票房，但更需要“綠色”的份額和票房﹔中國電影需要掙錢，但更需要的不是趴著而是站著掙錢﹔電影是商品，但首先必須是一種有文化的商品。有觀眾說過，“我們愛電影，從來不是因為電影能賺錢，而是因為電影給我們帶來了感動”。也許這才是觀眾對中國電影最誠懇的期望。

　　（作者為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