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小組】解讀習近平如何構建“政治新常態”

【學習小組按】

今年以來，“新常態”一詞因為習近平兩次提及而為公眾所熟知。《人民日報》更是以頭版評論和整版報道的形式持續關注。

“新常態”這個詞產生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具體到中國語境中，簡單來說，形容的是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優化經濟結構，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並面臨多種形式挑戰的現狀。

所謂旁觀者清，國內許多觀察者還在討論經濟新常態時，有境外網站梳理近日的山西反腐與換“一把手”一事，發現在這個資源大省權力重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態”。山西一事，有著標志性意義，不光是腐敗，此地的“政治生態”都出了問題，一個13人的常委班子，落馬官員的數量讓人瞠目。

學習小組認為，理解習近平的“政治新常態”，需要從“破”與“立”兩方面入手。“破”自不必言，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有目共睹，在成立剛滿一周年的中紀委官網上，就有48隻老虎落馬的消息﹔問題是，如何“立”？

文中給出了一個維度的思考，就是習近平的用人之道。這顯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並非全部。

山西官場權力重組，習近平構建“政治新常態”

山西吏治的標本意義

近一段時間以來，山西反腐以其獨有的“雙打”方式，讓7名省部級高官應聲落馬。從金道銘率先落馬開始，再到杜善學、令政策的“雙響炮”，緊接著又是一連串的“雙響”：聶春玉和陳川平，白雲和任潤厚相繼落馬。然而，山西的腐敗還不僅僅是省部級高官的落馬，其所表現出來的廳官腐敗、群體腐敗、政商勾結、前腐后繼等問題更為突出。種種現實都直接反映出山西政治生態之惡劣，就連政治局常委劉雲山都直言不諱“山西省的政治生態存在不少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

中國國內有分析指出，劉雲山直指山西的政治生態問題和腐敗的嚴峻，是對山西當前政治生態的清醒認識和准確判斷。一是表明中央不回避腐敗問題，承認客觀存在的政治生態問題。而且還是要求廣大的山西領導干部都要直面問題，清醒認識，這是一記重重的警醒。二是表明中央有信心解決腐敗問題，即使是群體腐敗，或是政治生態被嚴重破壞。三是表明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目標取向，就是要重構好的政治生態，反腐態度堅定不移。

中共高層決定對山西省委“一把手”進行調整，被認為整治當地政治生態的關鍵一著，是查處山西系列腐敗案件的破而后立。

在中共官方的定義中，政治生態是一個地方政治生活現狀以及政治發展環境的集中反映，是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綜合體現，核心是領導干部的黨性問題、覺悟問題、作風問題。在三晉官場中，各方勢力介入，官商勾結積重難返，煤老板們甚至用“黑金”綁架了地方官場。而隨著山西官場的陷落，那些被深埋在地下的官商勾結腐敗真相，正在逐漸向公眾展現真容。 正所謂“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山西反腐所揭示的一些官場腐敗的嚴重程度，也再次表明，非“治本”之策不足以遏制、消除如此程度的腐敗，而對於政治生態的重構顯然是必經的良途。

觀察人士指出，如果說四川官場、中石油、政法系統串案更多的是屬意於打擊周永康“朋黨”，那麼近一段時間以來，山西官場高烈度的地震則更多的是對於山西這個貪腐重災區進行的全面“吏治”。從這一點上來看，山西官場的整頓在中共整個官場生態系統中極具標本意義。山西官場所展現的極具普遍性的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群體腐敗、前腐后繼等問題，集中反映出山西乃至中國各地政治生態之惡。

“政治新常態”呼之欲出

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定律叫“劣幣驅逐良幣”，說的是成色不良的鑄幣與成色優良的鑄幣在市場上一樣流通，人們往往將“良幣”收藏起來，久而久之良幣會逐漸退出流通，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幣——劣幣把良幣趕出了市場。這一定律也存在於一些政治生態不良的地方，而壞的政治生態就如同一個大染缸，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政治生態下，一些“優者”也會被逼成“劣者”或者被“小圈子”所排擠。

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公開提及經濟發展的“新常態”。7月29日，習近平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提出，要適應經濟形勢“新常態”。8月4日至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連續4天在頭版刊登特別報道和評論員文章，解析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多維知名博主牛淚曾就此分析稱，就中國這個政治主導性很強的社會而言，將最高領導人提出的這個詞匯的概念僅僅限定在經濟領域，未免還是太過簡單。中國政治已經進入到習近平時代，中共也正按照習近平的價值體系重構政治社會游戲規則。 從官場政治生態來說，從上位以來就著力進行吏治的習近平，顯然希望構建中共官場政治生態的“新常態”。

2013年，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就曾指出：“改進工作作風，就要淨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從政的良好環境。”此前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改進作風制度建設進行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再次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

在生態學研究中，判斷一個生態系統是否健康，有兩個標准：一是“最大的自我實現”，二是“最普遍的互利共生”。放在政治生態上，這樣的標准同樣適用。一則，干事要有激勵、有保障，讓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合理的途徑實現自己的價值。二則，在這個系統中，通過大家的協同配合、各盡其職，讓整體戰斗力不斷增強。顯然，習近平治下的中共現在顯然正在通過強力反腐、全黨整風等系列治吏動作，來構建這樣的官場政治生態系統。未來，對於政治生態的重構將成為中國政治的新常態。

正如前文所述，習近平意圖構建中共官場政治生態“新常態”呼之欲出。這裡的所說的中國官場政治新常態，是指通過長期高壓的反腐、整風，進而使整個政治生態發生根本性變化，使公權力系統內的人員，感到廉潔從政是理所當然，並切實體會到所謂“高壓電”存在。另一方面，官風、政風影響民風，進而使整個社會在合理有序的 “顯規則”下正常運行。

山西權力重組 折射習近平用人之道

欲觀今日習用人之道，實際恰好可以用處於輿論漩渦眼中的政治人物。以王儒林為例，雖然曾在2014年兩會之上被王岐山斥責過於照本宣科，但是其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治下，在如此強力的反腐態勢中尚無省級高官落馬，在31省市區中“鶴立雞群”，更是被媒體解讀為王此次能夠“臨危救火”，空降山西的主因。再細細梳理，可以發現王儒林身上還有幾點特質，或許也促成他此次備受重用。其一在於王穩健扎實，執政經歷一步一腳印。這一點恰恰也為習近平所重視，因為習本人就是從河北正定縣委書記一職一步步從基層升遷。第二在於王儒林性格中的低調，政壇摸爬滾打多年，卻不顯於人前。但低調並不意味著“不為”，在媒體解讀中，認為王儒林在促進吉林經濟結構調整中貢獻頗多，也算略具執政能力。

與王儒林一樣，其繼任者巴音朝魯雖為蒙古族，但也穩健、低調的性格，以及豐富基層工作經驗。作為少數民族，巴音朝魯能躋身而出，也正是源於他分別在基層、團中央以及沿海大省浙江工作過，而且在幾十年的仕途中並沒有負面傳聞流出，低調之余，在浙江、吉林工作尤其是經濟方面建樹頗多。

為官新要求：穩健、基層經驗、有執行力

跳出山西官場，在整個中國政壇，從十八大之后，就開始走在十字路口，官場文化和官員心態都在經歷一場轉型。此前，李克強召集八省長進京，斥責為官不為的新聞被媒體熱議，看出中南海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策執行力不高流露擔憂。更據統計，2014年5月后李克強在短短半月內5次提及官員執行力的問題。在地方，從省級到基層一線，各級官員也多因為反腐、整風、不敢出風頭以及公務員隊伍不穩而出現“畏難”情況，在政治上表現為群眾路線運動下不得發牢騷的“不敢說”，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結構轉型而導致的“不敢做”，伴隨著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整個官場呈現出一種“迷茫”和“不為”的狀態。

以上的種種官場心態，作為從基層一步步上來的習、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曉。現實中，這些政府官員在執行政策中越來越嚴重的投機心理和功利算計，顯然讓他們大動肝火。因為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他們理想中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表現，也不符合他們要求地方官員加強執行力的政治要求。

結合此前在習近平選賢任能和今日山西官場之現狀，可以對“習式用人哲學”有更為清晰的一個總結。

其一喜用有基層經驗的官員，這些“一步一個腳印”拼出來的官員，對於中國社會、民情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從之前的陳希、何毅亭、黃坤明、劉鶴，到今日的王儒林、巴音朝魯，皆是如此。

其二，就是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能力，就是執行力，是那些有擔當、有能力且務實官員的執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風而不敢擔責﹔不因經濟結構調整而庸政，放緩經濟增長﹔不因個人利益受損而懶政，有報復心態﹔更不拿公務員隊伍不穩作為擋箭牌，對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

而作為中國官員來說，也應該從山西官場一事中吸取教訓，盡早離開迷茫期，對於自身地位有一個新的認知。不要寄望於高層態度會有所緩和、整風反腐手段會放鬆。“新常態”一詞已經意味著，對於官員的要求，不僅不同於以往，更不是一種“運動”，而是將長期、常態化的存在。為官一任，若不及時有所收斂，有所改變，山西之事的重演，也並非毫無可能。

我們將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持之以恆地把扶貧開發工作抓下去，為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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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勝男、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