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是為了更好的“一國”

顯然，此次香港普選問題已成為中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一次正面交鋒。境外勢力在香港扶植的代言人企圖借助百多年來中西文化在香港碰撞融合的巨大慣性，挾持回歸祖國后在全球化浪潮下，因不斷調整定位而頗為焦慮的香港民意，以“兩制”為借口對抗“一國”，以搶奪治權為目標挑戰主權。但其言辭之激烈，行為之不顧后果，恰恰暴露了自身的心虛和絕望。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礎是其致命的弱點。

香港在很多地方與國際、與西方高度接軌，也許反對派逢事必反也是其一。這本身不足為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或許是一個社會肌體保持健康運轉的要素。但香港的反對派有一個與西方社會反對派的關鍵不同，即香港反對派中一些極端者反對者的目的，一方面是為實現個人及其代言的群體的利益服務，一方面也是以脫離中央管治、以自治的形態全面投向西方懷抱為目標的，這種脫離勢必種下香港與祖國分裂以及香港內部分裂的因子。而一個正常和平的西方社會，反對派提出反對主張時，主觀上不會有分裂國家的故意，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分裂的后果。

香港的極端反對勢力不會承認這一點，因為任何分裂的行為和企圖在中華民族范圍內都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我覺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事實上也是有著朴素的愛國情懷的。也許是受了蠱惑，也許是出於個人前途利益的考慮，也許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傾向和好惡，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境外某些勢力的棋子。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和各種明裡暗裡的野心一旦相遇，個人成敗、小集團利益就蒙蔽了雙眼，國家利益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朴素的愛國心也變成自欺欺人的借口。

其實，任何人隻要不抱偏見，都會承認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歷史性的、突破性的。這既是“一國兩制”構想不斷推進的標志性一步，也是把西方政治制度中合理的部分嫁接到中國土地上的一次大膽嘗試﹔既顯示了執政黨順勢而為、努力探索的勇氣，也顯示了執政黨兌現自己歷史承諾的擔當和信用。要知道，在這件事發生的時代幕布上，“西方政治制度”“普選”這些詞匯都裝在對准中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炮彈中，映出虎視眈眈隨時准備發射的剪影。

所以，事情很奇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要普選了，按常理，一直強烈呼吁香港實現普選者應該額手稱慶，一直希望中國的土地上出現普選情景的西方輿論也理應感到高興，雖然會有必不可少的挑刺和質疑，但基調總該是有所肯定。可當前情形恰恰相反，香港極端反對派惱羞成怒，用信口開河的“假普選”三個字抹殺所有正面意義，西方輿論則大聲為之助威，一副煽風點火盼著雙方對決好趕快下注的看熱鬧架勢。

這種情形讓人生疑。他們到底是希望實現普選呢，還是不希望？表面看，好像是因為沒有按照某些人希望的那種方案以“公民提名”方式產生候選人而出現了不滿情緒，但這種不滿情緒的激烈程度已經超過了“希望普選但不怎麼滿意”的范疇，到了怎麼看都是准備以此為借口大鬧一場的境地。甚至，當前這種情形令人懷疑特區行政長官普選真的開始推動刺痛了某些勢力的神經，因為他們本以為這是一個引而不發的“致命武器”，賭的就是中國執政黨沒膽量在情況復雜的香港特區真的實現普選。說穿了，他們實際上真正要的不是普選，而是沒有普選，真正要的不是中國執政黨兌現承諾，而是失信於天下，唯如此，才有攻擊之口實，才有大鬧之借口。這或許就是“假普選”之論出爐的真正原因。

筆者個人看法，香港的反對派希望更多參與特區管治、希望掌握權力，由此不斷提出反對意見、給特區政府挑刺兒乃至給中央實行的惠港政策找茬兒，雖然常常頗為刺目、令人不以為然，但站到他們的角度想想也還多少能理解。可在此次普選問題上，其不斷用煽動民粹、鼓噪對抗，甚至威脅恫嚇要“佔領中環”癱瘓香港金融命脈等過激手段來討價還價，這就讓人越來越懷疑其居心了。

香港回歸多年，盡管問題矛盾層出不窮，人心回歸似乎依然路漫漫，但“一國兩制”的落實是有目共睹的。不說別的，這些年來各種反對聲音在香港依舊我行我素，它們存在的本身就証明了“兩制”之落到實處。現在隨著普選開始一步步邁向實踐，“兩制”也正從歷史遺留和延續的自在狀態逐步邁向輪廓清晰、不斷完善的自為之路。香港，作為因歷史風雲際會被推到時代舞台前端的一座城市，正從全世界多個經濟發達的城市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承載歷史使命、肩負開創事業的先鋒城市。但這一切，都有一個重大和必然的前提，就是“一國”。

香港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盡享一國之利眼中卻無一國之境。無論從其地理位置還是從其城市功能來說，如果定位為將中國內地和廣闊的國際社會連接起來的一個樞紐，香港就會處於關鍵的戰略位置，奪目、耀眼、人人必爭。而如果一定要脫離內地廣大的腹地，自外於一個人口眾多、對其充滿善意的市場，則香港在經濟上，無非一個暫時富裕的邊陲，國際社會慢慢也會將目光轉向中國其他城市。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力保香港經濟樞紐地位不失，金融危機之時強力輸血給香港撐腰，唯恐這個和內地頗為不同的城市生活質量下降，但這個“一國”帶來的優勢和出自血濃於水的善意卻屢屢被香港一些極端人士歪曲攻擊。其歪曲攻擊的一個重要武器，往往就是本該在“一國”前提下而存在“兩制”。

本來，“兩制”從最初提出的目的，就是為了“一國”，沒有“一國”，何來“兩制”？如今，“兩制”內涵日益豐滿、形式日漸成熟，其目標也應該是為了更好的“一國”——通過完善的制度安排，通過在香港特區逐步落實普選，令中國國力更為強盛，令中華文化的包容力、吸收力更為強大，令中國與世界的對接更為平穩。這才是“兩制”真正的意義。

“兩制”也是香港在更高標准、更高台階上重新尋找定位的利器，而這個更高的標准、更高的台階，正是“一國”。回歸祖國令香港具有了從國際面向廣大內地轉身為從廣大內地面向國際的重大歷史機遇，如何實現這一華麗的“轉身”，是香港面臨的迫切挑戰。同時，也正因為回歸祖國，香港還具有了從經濟城市邁向政治經濟區域中心的機遇，這是世界多少城市求之不得的良機。

從某種角度來看，香港市民當前的各種焦慮、各種迷茫也正是來自於轉型的挑戰，每個人都意識到機遇的存在，但對於如何抓住機遇卻沒有充足的心理准備，也沒有充分的信心，就像一個人握著一手好牌卻不知道該怎麼打，內心充滿患得患失的情緒。那麼，為什麼遲遲做不好心理准備，遲遲無法迎接機遇的到來呢？原因就在於少數極端個體和團體以傳媒為擴音器，隻強調港，不談及國，甚至將港和國對立，令整個社會本該在回歸后放寬到廣闊土地上的視野，日益局限在香港本地，令香港在這個全球各大國都在聚焦中國的時代中，逆潮流而動，唯恐多看內地一眼。這樣奇怪的行為，不知會令世界其他地區多少爭奪中國市場機會的城市心中暗喜。

在筆者看來，香港市民總體上十分務實和理性，這和香港成為發達經濟城市互為因果。如今香港出現的種種與內地的沖突，包括此次因普選問題而發生的種種抗議行為，不能說明香港失去了原本的理性氣質，它只是思路被人為干擾、視野被人為屏蔽之后暫時出現的混亂，之前“保普選，反佔中”行動的聲勢浩大就是其理性開始逐漸上升的一個明証。

香港此次能否順利落實普選步驟，其實也是香港能否依靠理智戰勝非理性煽動的一次挑戰。習慣於作為經濟個體存在的港人，也許對政治抱持不甚敏感、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對於政治對經濟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卻應該逐漸有了切身的體會和認知。一旦“佔中”行動干擾了香港金融運行，干擾了市民正常生活，這種體會和認知恐怕會更加清晰明確。這也是極端反對派在香港狂熱煽動卻未達到如願效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制度，這中間會形成多少機會？從人類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發展來看，這又是多麼具有實驗意義的一件壯舉？逢其歷史盛事卻頻頻發出唱衰哀嘆之音，這聲音最終也隻能傳達出哀嘆者對自身前途感到絕望的信息，唱衰的也隻能是哀嘆者本人而已。也許現在香港最需要的，是“沉默的大多數”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促使哀嘆者反思，帶動社會輿論回歸理性探討，鼓舞迷茫者振作，讓香港一直擁有的那種理性、專業的氣質再度發揚光大，讓“東方之珠”永葆青春光澤，如同一顆耀眼的恆星閃耀在歷史的天幕。（新華社記者 朱華穎）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