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敲詐案重新拷問中國媒介生態

　　“21刀鋒”是《21世紀網》的品牌調查欄目，以挖掘揭露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見長。9月3日中午，網站總編輯周斌在微博上轉載了該網站當天針對某上市公司的一篇負面報道，其留言頗有意味----“刀鋒過處水無痕”。而就在當晚，這家中國著名財經媒體的多名員工就被上海市公安局帶走了，涉嫌“新聞敲詐”。

　　筆者在當天的媒體札記中特意做了備忘：“這件事很重要，不僅再次審視‘新聞倫理’，更重新拷問‘媒介生態’”。

　　9月11日的“央視新聞”報道稱，此次涉案企業多達100多家，涉及費用高達數億元。從卷入此案的以“百”計數的企業數量與以“億”計量的涉案金額而言，顯然這不是幾位記者、一家媒體的個案，究其原因包含著多種復雜、綜合作用下的“生態問題”。

　　首先是“新聞民工”追求“新聞尋租”的現實需求。在中國媒介語境下，新聞記者被賦予“無冕之王”的美譽及權力。來自媒體機構的信譽與名望“成就”著媒體人，這讓媒體人極易產生對成名的“幻想”。然而，隨著媒介市場化深入，媒體人這種“新聞名流”的幻想被“新聞民工”的現實擊碎了，媒體成為一個“高危”卻“低薪”的行當。資深媒體人的年薪最多不過幾十萬，而萬達等企業給媒體人支付的卻是500萬年薪。媒體人夾在“薪水低窪”與“話語高地”之間，心理難免失衡，加之在強大的市場需求與薄弱的監管手段下，“新聞尋租”就成了部分媒體人、部分媒體機構首選的“生財之道”。

　　其次，媒介日漸豐盛導致從“有償新聞”到“有償不聞”。以往的新聞尋租更多是以“有償新聞”的面目出現的，比如“參會給車馬費”、“發稿給稿費”。彼時，媒體屬稀缺資源，“上節目”與“上版面”是媒體機構與媒體人新聞尋租的主要來源。但是，隨著媒介豐盛，人人皆為傳者，傳播速度加快，如何能使“壞事不傳千裡”則成為這一時期市場的主要需求，於是“新聞不聞”被部分媒體及媒體人拿來當作“尋租”的主要工具。

　　此次涉案的犯罪嫌疑人21世紀網CEO劉冬與主編周斌，就是以簽“廣告合同”收公司“保護費”的形式，與100多家IPO公司、上市公司簽訂了廣告合同，收取數億元的“新聞不聞”保護費的，有時為了讓“新聞不聞”，刪帖費高達100萬。

　　第三，存在“灰商機”就有“黑公關”。如果說媒介機構與其中的個別人成為此“灰商機”的末端的話，大量存在的“黑公關”則是連接不潔淨的供需兩端的“黑中介”。這個“灰商機”井噴於新股發行呈爆發之勢的2009年到2012年間，此間，中國資本市場上演著每天數家或十數家企業上市的震驚全球的股市神話。正是在這一股上市狂潮中，資產僅幾千萬的企業為了能實現“上市圈錢夢”，也就爭相願意拿出五六百萬元的媒體公關費，唯恐因被媒體曝光而斷了上市之路。

　　發行需經過証監會審核、路演、股民投票等一系列環節，一般有15%左右的企業不能通過上市。用保護費換取“輿論安全”，在過去的這些年間，已成為IPO公司、上市公司與媒體之間的“共識”。一些財經媒體，成立了專門針對IPO公司的報道小組，挖掘這些企業的負面新聞，以真實的“負面報道”作為向企業尋租的切入點，而由此也喂食了大量的IPO“黑公關”。

　　實質上，在權力尋租的生態鏈中人人都是受害者。表面看來，被收取了高額保護費的“上市企業”似乎是最大受害者，實則不然，這些願意“花錢買平安、買上市夢想”的企業，自身本就有問題，他們願意支付公關費用，是在核算了上市能“圈來更大利潤”的前提之下的一種“主動選擇”。往深層看，媒體人以及媒體機構似是受益者，實則他們更是受害者，他們卻出賣了賴以生存的“公信力”與“話語權”，顛覆了大眾對媒體“社會監督”者的美好期待，為小利可能喪失掉一個行業的生存根基。顯然，他們比那些IPO公司從長遠來看損失更大。

　　然而，更深層面看這一問題，公眾才是真正的最大受害者，本應遵法守法、透明陽光的上市公司自身卻攜帶著各種不為人知的負面﹔本應輿論監督、主張社會公正的媒體為了小利出賣了整個行業的社會良知與媒介形象，二者在黑公關的“撮合”與“和謀”下制造了一個個“級差”上市公司，公眾對此卻毫不知情。在這一灰色生態鏈中，最大多數的公眾成了被欺瞞的對象。

　　當前，面對針對“新聞敲詐”這一現象，依法打擊之外，中國新聞界也需要共同反思。任何情況，媒體都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這是一條不可突破的底線。否則，不僅媒體失掉了最寶貴的公信力，新聞個人也會因此走向犯罪的深淵。

　　（欒軼玫，北大新聞傳播學院兼職教授，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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