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改弦易轍出路何在？

　　海外網10月20日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一改其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表示要同中國恢復“良好關系” 。接著，安倍以首相之尊，同來訪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女士一起觀看了中國舞劇，席間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盡快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而日本媒體也跟著爆料，証實安倍心腹、日本新任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前不久同前首相福田康夫一起，參見了習近平，為安倍求見習近平投石探路。

　　向來對華高調強硬，誓言要“抵抗中國擴張”的安倍，為什麼突然轉變態度，要求與習近平見面、恢復中日兩國的“戰略伙伴關系”呢？

　　其根本原因，是國際局勢和日本內政都沒有按照安倍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內外交困下的安倍，不得不改弦易轍，試圖以修復中日關系作為擺脫困境的出路。

　　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前后，中美兩國政府都通過相關渠道知會安倍，希望他能像在2006年第一次就任首相時，打破其前任——在政治上與安倍格格不入的野田佳彥——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群島）爭議中面臨的僵局，穩定中日關系。而安倍上台后，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在中日領土爭端上更加強硬，而且以突然拜訪靖國神社、高調抨擊中國在亞太地區採取擴張政策、游說各國建立反華同盟等一系列行為來挑戰中國、加劇了中日緊張關系。

　　其根本目的，是要借美國“戰略再平衡”之機，實現其“一石三鳥”的謀略：其一，通過制造中日沖突來充分暴露、激化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矛盾，以此阻礙中美關系的向前發展﹔其二，用中日對抗設局，逼迫美國在中日之間做出戰略選擇﹔其三，利用中日緊張局面為其安全解禁、進而全面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制造民意基礎。這一點，筆者已在《中日之爭與美國的戰略兩難》（《聯合早報》2014年6月11日言論版）一文中有所詳述。

　　然而，近來日本內外局勢的發展打破了安倍的如意算盤。首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採取了強硬政策。而安倍上台以來與普京頻頻會面，並且不顧美歐等國的禁令，執意出席了俄國舉辦的索契冬奧會。此外，安倍政府還恢復了與俄羅斯的和平條約談判，並與俄羅斯舉行了“2+2”（雙方外長和防長）會談。所有這些“出格”舉動，顯然使美國十分不快。

　　烏克蘭危機后，作為七國集團成員之一的日本，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參與對俄制裁。此舉不僅葬送了安倍企圖拉攏普京制衡中國的所有努力和投資，而且再次証實了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沒有自身立場的根本面目，日本也因此受到俄羅斯反復斥責，並以大規模軍演等行動對日本進行報復性施壓。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未見具體成效、反而深陷伊斯蘭國和烏克蘭危機雙重陷阱的形勢下，日本在亞太地區同時遭受中俄兩個大國的壓力，實在是日本難以面對的戰略噩夢。

　　其次，盡管2011年以來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為安倍政府對華強硬政策提供了必要的戰略支撐，但美國的戰略決策層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同時對中國和俄羅斯用強的政策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最大的戰略紅利，就是尼克鬆（尼遜）訪華之后將中國拉到了在冷戰中與蘇東集團相對抗的美國一邊。

　　美中蘇戰略大三角的形成，為美國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地緣政治構架，也為冷戰結束后美國稱霸世界提供了寶貴的戰略資源。然而，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以及對俄羅斯的強硬態度，在客觀上擴大並強化了中俄的共同戰略利益，導致中俄兩國在能源、安全、經濟發展、外交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呼應與合作。

　　與此同時，美國與其盟友，尤其是歐洲盟友卻因為在烏克蘭問題上產生實質性分歧，貌合神離。如果任由這一局面持續，美國的戰略利益及其世界領導地位必將受到巨大損害。因此， 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兩任前國防部長蓋茨和帕內塔在內的美國戰略精英，都對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嚴厲批評，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見的。

　　奧巴馬對華政策的微妙轉變

　　在如此的壓力之下，不難理解奧巴馬政府近來為穩定中美關系的各種努力：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訪問北京達三天之久而置東京於不顧﹔盡管面臨各種壓力，奧巴馬政府卻在香港學生佔中示威中刻意保持低調，不願意像往常一樣對中國進行公開批評。凡此種種，說明奧巴馬對華政策有了非常微妙的轉變。

(責編：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