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能干成事的，為何容易出事

十八大以來，僅中央紀委官網上公布的被調查處理的官員就有近700人，省部級及其以上高官就有50多人。這50多名落馬高官，既沒有一個笨蛋，也沒有一個不努力，不少人甚至堪稱能吏、干將。但是為什麼卻都倒在了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下。普遍出現的問題要從制度上找原因，反復發生的問題要從規律上找原因。

十八大前，我和董瑛的著作《蘇共亡黨之謎》出版。我用厚厚一本書，揭示了“蘇聯模式”導致蘇共亡黨的兩個根本性原因：一是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於一體的“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二是從上到下層層任命干部的過分落后的選人用人體制。

這兩個根本性原因導致三大定律：一是“武大郎開店”定律，高我者莫來﹔二是“趙高指鹿為馬”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三是“買路錢”定律，不給好處者無望。這三大定律催生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我們一些地方和單位選人用人上的四大現象，即想干事的人，通常不想讓你干事﹔能干事的人，一般不能讓你干事﹔會干事的人，大多不會讓你干事。於是就形成了往往能干成事的人常常容易出事。

以劉志軍主抓的高鐵為例，據媒體報道：中國現已擁有佔世界總裡程50%的高鐵網絡，擁有全球最龐大的運營數據庫。僅此一例，也可看出，劉志軍的能力不可謂不突出，其政績不可謂不優異。然而，同樣是這個劉志軍，據北京市二中院審理查明：1986年至2011年，劉志軍利用職務便利，先后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460萬余元。

劉志軍一類的能吏、干將，在已經查處、正在查處或還未查處中，人數並不算少，為何最后卻殊途同歸到腐敗不歸路？他們的自身素質當然有問題，沿用於蘇聯模式的權力結構和選人用人體制更有問題。前者是個人問題的主觀原因，后者是制度問題的客觀原因。鄧小平在30多年前就指出：“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

今年7月29日，原中紀委委員、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紀委書記楊敏之因病去世，享年81歲。同一天，中央宣布周永康因嚴重違紀被立案審查。擔任十年省紀委書記的楊敏之做過這樣的反思：“難道我們發展黨員、培養干部，就是為了以后處分他們嗎？”

腐敗說到底是權力出了事故。權力為什麼會出事故？已經位高權重的人為什麼還會出事故？為什麼高官會連續不斷地“前腐后繼”？因為權力傾向於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絕對地傾向於腐敗。而蘇聯模式的權力結構，就是一個集決策、執行、監督三權於一體的“過分集中”且十分落后的絕對權力。蘇聯模式的選人用人體制，就是一個隻會向權力(領導)負責，很難向權利(群眾)負責，不科學且十分落后的“逆淘汰”用人體制。

據此，隻有堅決擯棄沿用於蘇聯模式的權力結構和選人用人體制，“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習近平語)，依靠制度的力量，才能有效地保証那些想干事、會干事、能干事並能干成事的人，在干成事的過程中不出事。如此，我們才能走出困惑我們多年“越演越烈”(習近平語)的反腐困境。▲(作者是制度反腐專家)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