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靜思：見証你的偉大復興，中國

　　艾愷（速寫）

　　羅雪村繪

　　艾愷是意大利裔美國學者，長期從事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史、中國地方史研究，是海外梁漱溟研究第一人。此時的他臨窗而坐，溫和而慈祥，遠自重洋，卻能縱談中國經典，細數歷史名流，言語間流露出對中華文明的慨嘆和敬畏。

　　一

　　艾愷將與中國文化的相遇視為一種緣分。“通過大量閱讀史料，我被中國文明深深震撼了！沒想到它不但發端甚早，連續性也是其他古老文明無法相比的。”中國文化的包容與兼收並蓄，讓這位外國學者踏上了探究中華文化的學術之路。

　　1963年的夏天，艾愷一口氣翻閱了數十本各國史學著作，他驚喜地發現，對當時物欲橫流、深陷困境的西方而言，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或許是一劑良藥。第二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學，師從鄒讜研究中國歷史。1966年秋，艾愷進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潛心修讀費正清、史華慈的著作。那時，他對中國的認識是模糊的，但潛意識裡卻有一個強烈的聲音：中國未來一定會復興。“如今的中國距離復興之夢的實現越來越近，比我所期望的還要快。”艾愷對自己的預感驚訝，得意。也就在那時，梁漱溟的名字首次進入他的視野。“這樣一位兼具思想和道德的人竟被我們的歷史研究完全忽略，我很震驚。”從此，他找到了進入中國文明、撬動學術研究的支點——梁漱溟。

　　1969年底，艾愷奔赴台灣，“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一呆就是兩年半。他遍訪梁漱溟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學生和相關人等。這一踏訪延續到香港。人們對梁漱溟的現狀知之甚少，多年后艾愷方知，彼時波濤翻滾的海峽對面，梁漱溟正遭遇著人生的低谷。1973年，艾愷以美方訪華翻譯身份來到北京，但未能面見梁漱溟，抱憾返美。同一年，艾愷借助搜集的訪談和回憶，開始傾情描繪梁漱溟。前后十年之久，《最后的儒家》終於在中美建交的1979年面世。書一出版，好評和榮譽紛至沓來。

　　幾經輾轉，艾愷終於在1980年見到了梁漱溟。那一年，艾愷剛過而立之年，梁漱溟已近九十高齡。一支麥克風、一張四方小桌，每天三小時，鮮為人知的歷史畫卷在談話中慢慢鋪開，許多歷史細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還原。后來，兩人的“對談”以《這個世界會好嗎？》和《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出版。

　　世間有很多緣分，也有很多遺憾。1986年6月，梁先生辭世，僅僅幾天之后，艾愷抵達中國。於艾愷而言，無疑是一生的遺憾。

　　斯人已去，艾愷的梁漱溟研究和鄉村建設研究仍在繼續。

　　二

　　1986年，山東鄒平成為美國透視中國的窗口，而那裡恰是數十年前梁漱溟鄉村建設之地。那時的鄒平隻有一條像樣的街道、一家電影院，街邊的花生米攤代表了全部的夜生活，攤主昏黃的燈猶如夜空閃爍的星，微弱的光照亮夜的靜和沉。一張張高鼻梁、藍眼睛的陌生面孔，讓生性熱情的鄒平人稀罕和驚訝，當然，也免不了防范和謹慎。

　　那是當時中國的一個縮影。

　　也正是從這裡，艾愷沿著梁漱溟曾經走過的路，開始了長期的中國研究之旅。自研究梁漱溟始，艾愷就長期採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口述和書面材料，會幫助研究者迅速抓住研究對象的性格和特征。”艾愷對微觀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他行走在鄒平、鎮平、內鄉、宛西的土地上，尋訪老人，留下書面記載所沒有的歷史材料。

　　他熱衷於寫縣史、村史等地方史志，以求呈現更為復雜真實的社會生態。1973年進入中國內地時落腳的小漁村，已是高度現代化的深圳，整個中國也已今非昔比，艾愷對中國的認知也更加深入和多維。

　　幾十年過去，艾愷見証了中國的騰飛與欣欣向榮。但他印象最深的，還是人的變化，“幾十年的發展，中國人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思想更為活躍和開放，視野更加開闊，社會更加包容，中國傳統文化所蘊藏的生命力再次綻放出來”。

　　在一般學者眼裡，梁漱溟的思想傾向於保守，艾愷研究后發現，世界上有“不少類似梁漱溟的知識分子，他們審慎地面對啟蒙，對現代化所造成的傳統禮俗、民族文化的破壞提出批評”。梁漱溟看到了現代化的問題，把思維觸角伸到傳統文化，形成了系統的文化理論體系。而艾愷對全球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體察與研究，既有梁漱溟思想的啟發，又得益於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中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而他學術生涯中另一維度的著作——《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正是這長期探究的結晶。

　　“社會發展的道路不是唯一的，現代化的過程也各有不同。從春秋時代一直到18世紀中葉，中國都是全球最先進、最富裕的國家。但由於清朝的落后和西方的入侵，中國曾經歷歷史上的低谷。今日的中國有能力再次成為最先進、最富裕、最文明的國家。”

　　與梁漱溟相似，艾愷對當今世界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行為心持反思：“現代化在物質生活上所起的成效顯而易見，而對整個社會的沖擊所造成的隱患，則難以察覺。”現代化帶給人們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在不經意間侵蝕著傳統文化、道德准則……在艾愷看來，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物質需求是歷史的必經階段，但在此期間，也要警惕物質或非物質文化的損害和流失。艾愷希望深入到中國文明的深處，為人類共同的未來尋求養分。

　　三

　　曾經，艾愷為這個世界憂心忡忡，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梁漱溟和中國傳統思想之后，他開始傾向於梁漱溟式的樂天派。1883年，目睹內憂外患的梁濟曾說：“中國的經典不能解決西方入侵后產生的問題。”三十年后，梁漱溟卻提出了幾乎與其父背道而馳的觀點：當人類沿著西方的路，逐步滿足物質需求后，將不得不面臨人際關系、道德倫理的悖論和迷思，而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此則顯示出優越性和卓越的價值。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艾愷，這位沐浴現代文明的西方學者更是引用梁漱溟的話堅稱：“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在他眼裡，沒有精神的寄托就不會有真正的享受，一味地向外攫取而沒有克己復禮的道德修養，不會獲得生活的樂趣。“如果未來有一個為全世界所接受的思想，一定會與儒家思想類似。”儒家所包含的仁義禮智信等基本道德規范，可以構成未來社會共同體的共同道德信念，成為緩和乃至治愈當今世界種種“疾病”的良藥。

　　艾愷是學者，更是行走在中國土地上的觀察者和傾聽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繁榮發展的中國，展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氣度。“中國人骨子裡就熱情、善良。中國有句俗語叫‘遠親不如近鄰’，說的正是這個道理。‘觀其言察其行’，如果細心觀察中國人的言行，你會發現，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始終保持著對周邊近鄰的親和力和影響力，再看看她‘走出去’的風貌，以及她對世界所施的‘仁義’，你就會感受到中華文化散發出的魅力。”艾愷如是說。

　　近一個世紀前的冬日，眼看中國社會刮起狂風暴雪，梁濟發出一問：“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看著如今的世界，我們不得不發出類似一問：“這個世界該怎麼辦？”艾愷說：“這個世界總是有希望的，無論經歷多少挫折。這個世界會好的，越來越好。”“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在艾愷眼裡，中國正成為這個變局的動力之一。

　　（制 圖：蔡華偉）

　　人物簡介：

　　艾愷，美國漢學家，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是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中國地方史研究的漢學家，梁漱溟研究專家。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這個世界會好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等專著。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