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倉健去世：孤獨風范成一代人偶像

我有一些固執的喜好，比如喜歡北海道、喜歡風衣、喜歡騎馬，喜歡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小說，還曾費盡周折買到過一件尺碼過大而根本無法穿著的M65(美軍的短風衣)。如果要為這一切喜好找個源頭，這個源頭，應該是高倉健。對他的無條件傾慕，化成了碎片，散布在生活各個角落。

高倉健本來不屬於我的時代，他是比我大十歲那一撥人的偶像。八十年代初，《追捕》、《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在內地上映時，我尚年幼，中國的時髦男青年，為了模仿《追捕》中的矢村警長和杜丘，而戴起大墨鏡、穿上風衣、留著精心修剪的鬢角時，我還懵懂。盡管也隨著家人一起去電影院看過這些電影，但卻並無感應。傾慕是成年以后才開始的，翻看當年的電影資料，赫然覺察出自己的混沌：竟然任由這樣一個形象被淡忘和遺漏。

對我而言，他不是演員，也不是某個具體的角色角色，而是一種形象，這個形象包括了勇氣、忠誠、堅毅面孔、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及荒原上騎馬奔逐的身影。

他生於1931年，出生地是福岡縣中間町，父親是煤礦職員，他就在煤礦小鎮長大。1943年，他進了高中，參加田徑隊，那正是戰事最激烈的時候，他時常看到美軍飛機從低空飛過，距離之近，“連飛行員的臉都看得一清二楚”。六年后，他到東京念大學，同時加入相扑部，那是一個“絕對的封建等級世界，用斯巴達式教學法灌輸禮儀，培植奮斗根性。”

畢業之后，就業異常困難，何況，他的擇業標准是“不能成為大企業帶式傳送機的一部分”(為這樣的心思點個贊)，他回到家鄉，又再度逃離，最后，於萬般無奈之下，加入新藝制片廠。

在《隱秘的羞恥》裡，高倉健這樣寫：“生平第一次上妝那天，眼淚奪眶而出。不知怎的，我像是成了小丑。”那時，在他家鄉人眼中，演員和乞丐是一個階層，直到八十年代，他母親還勸他別當演員，回家干點正事。但他簡化了自己的動機，把目標設定為賺錢，完成了心理建設，熱情地投身銀幕，1956年出演處女作，到了1960年代，又因為出演一系列俠義片，成為大明星。

高倉健的魅力，和1960年代密不可分。戰后日本崛起，但崛起的時代，也往往是泥沙俱下的的時代，60年代后半段，日本又發生被稱作“過激季節”的左翼學生運動，整個社會風雲激蕩，“復仇”和“逃亡”，成為日本電影的重要主題。

直到現在，看到那時候的日本電影，或者西村壽行和大藪春彥的小說，還會訝異於，那裡面有那麼多的復仇和逃亡，總有一個硬漢，或者因為深陷大企業的陰謀，或者因為妻女受到凌辱，從此走上天涯路，那種蕭然遠行的背影，是此時的固定角色。高倉健扮演的那些俠客、叛逆者、法外之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青年人的偶像，他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掙脫了“陳腐的戲劇觀”，開始用一種無表情的表情面對觀眾。

他的魅力在這個時候慢慢成型。早年的他，臉部的線條過於柔軟，常常扮演油頭粉面的美男子，三十歲以后，那個我們熟悉的高倉健，才漸漸長成，他擺脫了那種柔軟的線條，從一堆冗余無用的影像中脫身，借助那些逃亡奔逐的故事，錘煉出堅毅形象，直至成為東方男性氣概的符號。

影人村鬆友視曾回憶那個時代，電影院的屋檐下，常有人躲雨，因為傘不算便宜，躲雨的男人，互相借火，因為打火機也不便宜，這種場景，既冷淡疏離，又質朴從容，“那句由一生與高級裝飾品無緣的男人口中說出的‘能借個火嗎？’的對白詞，大放羅曼蒂克的芳香。”而俯瞰著這一切的，是高倉健主演電影的海報。

還不夠富裕的時代，加上影人地位還不夠高，反而讓他們有了機會——有機會孤獨，何況，一切文藝都在鼓勵孤獨，鼓勵不合作，鼓勵一個人給全世界留下蕭然遠行的背影，出演了那麼多孤獨硬漢角色的高倉健，更是和角色的人格牢牢嵌在一起。導演山田洋次，用“孤高”形容高高倉健，“他身邊總是清清爽爽，不讓捧場者接近。”丸山健二則贊美他的沉靜，認為他是“根據需要做必要動作的男人”，消除了一切冗余繁復的東西，而且在銀幕上下都是如此。

所以，《追捕》會有那樣一個開頭，熙熙攘攘的東京街頭，人們忙碌奔走，顯得那樣蒼茫，杜丘的歌聲，就在人群之上響起，他的出逃，也把我們的視野，從嘈雜的東京，帶到了北方的曠野，他對那些強大力量的冒犯，將他自己置身於孤獨的境地，也讓我們領略到孤獨之美。

孤獨，不隻意味著減少了人際濃度，還意味著減少了人和人之間的模仿、塑造，讓人少了成為類型人的可能，所謂個性，才能得到呈現，這是高倉健至今也受到歡迎的原因，也是讓我至今傾慕的原因，他代表了一種今天已經稀有的風范——孤獨的風范，他象征了一種清寒時代才被珍視的價值——孤獨的價值。他的傳記書，也叫《孤雁行》。而今，“長安城裡的一切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我時常騎馬在荒原和高山上行走，也常常幻想著，千百個孤獨堅毅的影子，從我身邊嗖嗖掠過。（文/新浪專欄 韓鬆落）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