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不應成為勾心斗角的外交戰場

在2014年的布裡斯班G20峰會上，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掰手腕”游戲大有喧賓奪主之勢：真真假假的俄羅斯軍艦消息﹔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關於要和普京“單挑”的言論﹔澳大利亞禁止普京警衛攜帶武器入境的把戲﹔普京則在峰會的正式午餐和閉幕式前提前離開布裡斯班……所有這一切佔據了媒體的大量版面，令人不得不擔憂本意旨在解決經濟協調問題的二十國集團元首峰會是否會被引向“不務正業”的歧途。

不錯，在這場政治“秀”中，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貌似都是受益者：前者因剛剛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而徹底淪為“跛腳鴨”，很可能成為幾十年來第一個留不下任何政治遺產的美國總統，這類無聊政治游戲也許是他唯一還能自由發揮而無需擔心“政治不正確”戒律的領域﹔后者領導的國家雖然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實在不能算大，用出位言行給自己在國際舞台“刷存在感”或許算是個“理性”的選擇。但全球經濟協調的客觀需求、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自身的前途呢？

尋根溯源，二十國集團本來是個應對危機的短期機制，也沒有常設的秘書處和工作人員。其發展前景無非以下兩種：要麼是發揚光大，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並列全球經濟治理主導機制，與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發揮各自所長而互補﹔要麼是曇花一現，隨著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陰影淡化、消散而日漸邊緣化，直至最后無疾而終。如果這個峰會機制不能集中精力、資源於符合其初衷的、建設性的經濟領域，而是淪為消耗性的政治角斗場，隻會因令人失望而日漸沒落。

當今世界經濟並不是已不需要二十國集團這種橫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的協調機制，而是相反。盡管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高峰已過，美國經濟復蘇的基礎日益穩固，但新興市場震蕩的壓力卻與日俱增。2009年西方主要中央銀行相繼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時，我提出最值得警惕的是其貨幣政策轉向重新收緊的“貨幣戰爭”第二階段﹔去年聖彼得堡峰會，我認為，與此前幾年G20峰會正值新興市場經濟體意氣風發而美歐日發達國家深陷金融危機灰頭土臉不同，聖彼得堡峰會站在了新興市場經濟震蕩和分化的節點上，這就是根本的不同，也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此次聖彼得堡峰會上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兩大陣營談判地位的逆轉。今年布裡斯班峰會，美國已經正式終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經濟體重新開始大幅度、大面積經濟震蕩，隨著明年美國步入加息周期，新興市場經濟體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蹈1980年代全面債務危機之覆轍。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經濟承受不起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偏離正題的代價。

是的，漠視他國利益確實是山姆大叔的一貫作風，而且此時美國經濟復蘇勢頭良好﹔但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新興市場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全球經濟總量一半，山姆大叔豈能指望在蕭條、危機海洋之上維持一個繁榮的孤島？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性與其它新興市場迥然不同，新興市場的震蕩和分化不會導致中國同步危機，隻會使得中國更顯鶴立雞群，但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不會坐視危機震蕩風險醞釀而無所作為。西方國家呢？他們能用實際行動証實自己有資格對國際經濟治理繼續把握最大的話語權力嗎？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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