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費減稅應成經濟工作重要抓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月1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實施普遍性降費，進一步為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減負添力。據悉，“降費令”的出台，將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400多億元。

應當說，新的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在清費減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程序、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收費標准、給小微企業減稅等，不僅降低了企業負擔，也增強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

但是，長期以來，由於一直實行的是稅、費兩種體系並立運行，特別是費，不規范的地方很多、漏洞很大，極容易形成顯性和隱性共同作用的現象。因此，稅、費問題已成為影響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不僅外界對中國企業稅負很重的議論越來越多，而且對政府形象的損害也十分嚴重。

此次“清費令”，單從可能產生的減負效果來看，應當是值得稱贊的。因為，一年400多億的費負，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了。但是，與媒體剛剛曝光的電價附加費聯系起來，400億又似乎實在太不起眼了。因為，按照相關媒體的推測，附加在電價上的各種附加費，每年的金額超過了2000億元。想一想，一個電價附加費，就高達2000多億元，如果將所有類似的收費加在一起，又該是多麼驚人呢？400億豈不只是九牛一毛？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降費令”的作用。能夠清費，不管效率多高，也不管減少的負擔有多大，都是值得稱贊的。關鍵在於，以這樣的方式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總覺得是一種治標之舉，而不是治本之策。要知道，在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大格局下，一邊清理、一邊增加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准的現象是存在的。更何況，很多收費項目根本不需要中央批准，而是省級政府就可以決定，甚至有許多收費項目地方政府和部門就擅自決定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收費行為的存在，不僅加重了企業和居民負擔，而且會對政策的作用與效果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如近兩年來中央出台的給小微企業的減免稅政策，很大程度上就被各種收費行為所消解。因為，減稅的幅度並不大，所以，企業所能獲得的實惠也很有限。相反，相關職能部門的收費標准、收費范圍卻可以隨意調整。也就是說，減稅留給企業的效益，很多都給政府職能部門又收了回來。所不同的是，稅收是歸財政，收費是歸部門。如此一來，減稅還有多大的作用與效果呢？

尤其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在中央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清理各種收費的情況下，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也“下有對策”地將各種收費項目轉移到了中介機構和相關企業，名義上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實質是行政職能的異化，收費標准高，行政驅動強。尤其是前置審批的收費項目，更是大大加重了企業負擔。

這種稅、費並立而行的二元結構，已經嚴重扭曲了稅收作為經濟主要調控手段的杠杆作用。一方面，重復征收現象十分嚴重。除稅、費重疊征收之外，稅、費內部也存在重復征收的現象。如物流企業，秒不知要被征收多少道稅。在收費方面，重復征收的現象就更加無法列舉了。另一方面，不規范現象十分普遍。稅、費攪在一起，且收費項目頒布在各個不同部門、企業和中介機構，還有何規范、規矩可言。

在投資遭遇瓶頸、出口嚴重受阻的情況下，如何擴大消費、增加需求，應當也必須成為穩定經濟增長、推動經濟復蘇不可忽視的重要手段。而且，“三駕馬車”原本就不應該存在消費這條短腿。但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消費需求這條腿，並沒有因為投資和出口遇到問題而發揮作用。即便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情況下，消費也沒有形成明顯的作用效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問題，稅、費負擔太重，既影響了企業再生產，影響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使生產性消費和生活性消費都出現了問題。

所以，清費減稅，已不是簡單的給企業和居民減負的問題，更是關系國民經濟穩定、健康、有序的問題。如果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一直這麼重，稅、費一直這樣平行存在下去，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有關稅制不合理、收費嚴重的問題，就引起過中央的高度重視，並通過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對各種收費項目進行過清理。但是，由於沒有與稅制改革同步推進，因此，管理的效果非常有限。尤其沒有能夠實行費改稅，導致稅、費平等運行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企業和居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也就無法解決。所以，如何更好地發揮稅收的杠杆作用，一方面，要加大清費減稅力度，給正陷入困境的企業以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快改革步伐，解決稅制不合理、收費項目泛濫的問題，真正讓稅收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調控手段，真正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為經濟轉型創造良好的條件。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