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無事”怎能成為故宮殺人理由

　　故宮這些年的負面新聞從未間斷過，並且都與文物有關，一年前發生在故宮博物院裡的一刀兩命案，貌似是個例外。

　　被害人中，一個是展覽部原主任胡某，一個是時任主任馬某，凶手是曾任百集電視片《故宮》執行總編導、故宮展覽部陳列設計組的設計師鄭某某。屬於領導與下屬的關系。

　　故宮裡行刺，殺的還是兩位領導，這在戲迷們眼裡是一個懸念無限的大戲，但在法治面前，卻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無論行凶者出於什麼動機、處於什麼狀態，都無法掩蓋其凶殘、極端的心理扭曲。

　　鄭某某其實也是意識到自己的極端行為，是無法被現代法治所容許的，因此在殺人之后，抹刀自盡，最終被搶救了過來。鄭某某自殺之前淡定地給幾個朋友發過郵件說，殺兩個人是對社會的一個警示。鄭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文物”。而最能驗証他所作所為的一件事便是，2012年底，故宮進行例行年底總結評比時，他在自己的總結上隻寫了8個字：一年無事，無所事事。“隨后交給了胡某，胡某讓他修改，他拒絕了”。

　　“一年無事，無所事事”，當然不能成為鄭某某可以殺人的正當理由。胡某讓他修改，他不改，當然也不能成為他可以行凶的正當依據。唯一可以証明的是，這個在專業與藝術上頗具造詣的設計師，解除困惑和化解沖突的心理素質極端脆弱，做人的底線與法律的底線極端模糊，因此無論“為了文物”的動機如何清純，也無論8個字的總結裡怨氣如何高尚，都應該為自己了結的兩條生命付出應有的法律責任。

　　但是，一個專業與藝術成就俱佳的知識分子，其極端個性的形成、極端行為的表現，卻不是孤立與封閉的個體結構構成的。鄭某某不能適應自己的工作環境，可能有追求完美的極致心態，有心胸狹窄的犯罪心理，但這個環境的不完美，卻不是他一個巴掌拍得響的。如果“一年無事，無所事事”是他工作狀態的真實寫照，那麼，這個極端的、一條胡同走到黑的凶手，在殺人之前，其實還是有許多可取、可愛、可敬的品質存在的。因此，鄭某某對於工作環境的不適應，是他與工作環境相互之間的不適應，不和諧。

　　確實，故宮的管理，在很多國人眼裡也有不少讓人感覺不完美、甚至不滿意的問題所在的。人們也希望故宮博物院能夠在文物的保護與修復、甚至資金的管理與透明等等，做得更好些，更令人無可挑剔些。有怨言，也是愛之深，珍之切。

　　但極端如鄭某某者，不能改變故宮的形象、不能改變工作的環境，就去改變別人的命運。這是犯罪者與批評者之間，在同一個出發點之上作出的截然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寧願同情鄭某某的悲劇，顯然不排除是與鄭某某在行凶之后、發給朋友的郵件中所說的“殺兩個人是對社會的一個警示”同樣的心態。這種心理哪怕只是留存一絲，都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消除類似極端“警示”心態和隱患的最佳途徑，非常重要的一條便是，真誠地開通各行各業聽取建言的渠道，是各種權力對於民意的謙遜姿態。對於一個想做點事、做成點事的人來說，很多時候，不爽與郁悶，時常與心裡的氣通不通有關。鄭某某就是個沒憋得住氣的悶罐子，本來就容易極端，最后極端到了引爆罐子的地步，這場悲劇，實在太慘，太殘。(劉雪鬆)

(責編：欒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