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事關榮譽，“冤案”不可不查

1973年，海南文昌3名初中女生為能被推薦上高中，稱遭到老師符福山奸污﹔40年后3人共同出面承認誣告。據了解，符福山在文革期間因卷入派系斗爭被人搜羅罪名，其中即包括3名女生揭發的“奸污”罪。40年來，符福山輾轉各部門申訴平反，如今他已經81歲。對此，文昌市政法委表示：當年調查程序不規范，結論有失實之處。但現3名“受害女生”的新証詞，不足以推翻原案。（12月8日《羊城晚報》）

一個連當年的所有“受害人”都站出來承認誣告的案件，一個產生於特殊年代有著離奇但可以理解的原因的案件，面對觸手可及的真相，難道就沒有一個部門願意出面給予糾正嗎？難道一位老人的榮譽，以及幾位當年“受害人”的名聲，就喚不起某些“相關部門”的行動嗎？

或許有人會說，當年的“受害人”如今站出來承認當年誣告，用今天所言否定當年所說，其可信度與用當年所言否定今天所說一樣，都是信者信之、不信者不信之的問題。誠然，這種懷疑自然有其道理。但是，正因存在前后差別如此懸殊的矛盾，又事關多位當事人的榮譽、名聲，就更需要有關部門給出一個確定的結論。

大多數此類“冤案”的當事人，最終所求的，不是多少錢的賠償，而是自己的榮譽。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活著就已經証明物質的賠償不是問題，而來自他人的眼光與排斥，才是自己所不可忍受的。而這樣的排斥也給他們自己和家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甚至是命運的極大的改變。

往大了說，一個視榮譽高於一切的民族，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民族，才能以受人尊敬的姿態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一個視他人與自己的榮譽為無物的民族，則是毫無希望的民族。往小了說，單位裡評先進尚且要或明或暗地爭破頭，別人一句侮辱的話都恨不得跟對方拼命，看到別人頂著一個“強奸犯”的帽子生活了大半輩子，並將半生精力用於為平反奔走，有關部門的官員就沒有一點同情心麼？

同情心有兩種，一種是雖對別人表示同情，但扭過頭去照樣該怎麼歡樂就怎麼歡樂，這是一種沒心沒肺的同情心﹔別一種同情則是，在同情對方遭遇的同時，也想伸手向對方提供一些幫助，助其擺脫困境，這是一種積極作為的同情心。不幸的是，符福山先生遇到了對其深表同情的“相關部門”，卻沒有遇到願意積極作為給其一個明明白白的結論的“相關部門官員”。

從某種意義上說，符福山長達40年的對於恢復榮譽的抗爭，其所爭的不僅是自己的榮譽，更是“相關部門”的榮譽。因為，實是求是地為別人平反恢復榮譽，不僅是對別人的尊重，更是對自己的尊重，不僅是對別人的拯救，更是對自己的拯救。希望“相關部門”積極行動起來，別僅停留在消極的同情階段，而應像符福山一樣奔走在積極的行動之路上。（張楠之）

(責編：劉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