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瓊瑤訴於正案的庭上故事

海外網12月9日電 據新浪娛樂報道 12月5日，我一早到了北京市三中院，作為瓊瑤女士一方邀請的專家輔助人准備出庭。我之所以說是“邀請”而不是一些媒體說的“聘請”，在於我只是義務地來履行專家輔助人的責任，與瓊瑤女士不存在一分錢經濟的或其他利益方面的關系。

北京市三中院外有大量記者聚集，人數之多也超過我的想象。入安檢口前有記者得知我是專家輔助人，拉我採訪，被我拒絕。

之前關於瓊瑤訴於正一事，我也是在媒體上看到，這二位雖是我同行，但彼此沒有交集，可以算不認識。唯一能想起來的是，七八年前，有次賴水清導演約我在金湖茶餐廳聊天，期間於正來了，一起吃了一頓飯，很淺地聊了幾句而已。於正后來拍的幾部劇很成功，一度被人詬病為過於狗血，我還不止一次為他辯護，並始終推崇其編劇中心制的模式，我曾經力挺他的言論在媒體上可以輕易找到。所以我跟於正沒有什麼怨什麼仇。但伴隨於正的成功，“抄襲”這個非議不時伴隨著他，編劇同行也有過議論，說他某部劇是抄的誰，另一部劇又是抄的誰，當然，於正從來不是編劇圈的中心話題，沒有誰對他有太多的關注。編劇們關注更多的是吃吃喝喝、糖尿病、拖延症、稿費之類個人化的事情。

“抄襲”在編劇圈是個復雜的問題，如果沒有受害人出來訴訟，很多事兒就不了了之了。瓊瑤女士公開表達對於正的不滿，於正如果及時道歉並主動溝通，這件事可能會有另一個走向。但於正的表態讓編劇圈很多人憤怒，並一次次激化了這種情緒，也讓我開始關注此事。我看了看《梅花烙》和《宮鎖連城》的內容，包括故事簡介和劇集內容，一個職業編劇很容易得出結論，這兩部劇高度相似，尤其主角主線部分。這個風波過程中，我接觸到的所有編劇，都表達了對於正行為的不恥，並不時有人建議編劇的行業組織應該對其進行告誡甚至處罰，但於正既不是電影文學學會的會員，也不是電視劇編劇工委會的會員，從行業協會的角度，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管理。

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就此案，多次表達保護原創，反對抄襲剽竊的言論，我也公開表達過明確的態度，即譴責於正的行為，為瓊瑤女士鳴不平。在這樣的背景下，瓊瑤的代理律師王軍先生找到我，表達想邀請我作為專家輔助人出庭的意願，我考慮再三，決定接受這個邀請。本來此事與我無關，於正的作品牽涉太多利益相關方，其中很多相關方我相信也是無辜的，此事雖與我個人無關，但與我的職業有關，與我所處的行業有關，職業的態度，行業的態度，需要具體的載體表達，所以，出於某種責任，我可以去做這個載體。此事我沒有利益訴求，只是客觀介紹行業狀況，解答專業問題，隻要出於公心，就可無所畏忌。

期間有個花絮，被告方遍請圈內編劇，無人應承做於正的專家輔助人，一度找了編劇圈外的人士報到法庭，被否決，可見其行為做派在圈內如何不得人心，如何孤立無援。於是，最終出現的局面是，隻有原告有專家輔助人，而五家被告方沒有專家輔助人。

當日入庭后，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王軍律師請我一起上台，坐在原告代理人一方，與我事前想象的坐在台下旁聽隻在質証發問時上台的情況不同，原本想闡述完專業意見后離場，沒想到最終自始至終參與了整個九小時的馬拉鬆式的庭審。

(2)抄襲不必看劇本，看碟就能做到

開庭后，審判員第一時間提出，因為隻有原告一方有專家輔助人，為顯示公平，因此要求專家輔助人(也就是我)不得就具體案情做出傾向性表達，隻就行業的專業問題做出說明，我表示同意。其實，我很希望被告方能找到一位業內專家，這樣容易在一個共同的專業基礎上進行討論，后來的庭審過程証明了，缺乏專業共識的情況下，雙方的辯論難以形成真正的交鋒。

與一些報道不符的是，於正沒有出現在法庭上，一些所謂於正的辯護詞，其實是他的辯護律師說的，當然，我們可以認為其辯護人的意見就是他本人的意見。

被告方是五家，共九位律師，坐了滿滿兩排。法庭出於公正，任何程序都要讓五位被告的代理人一一表態，無形中拖長了庭審的時間，有時，一個簡單的質詢，五家被告方一一表態后，居然一個小時就過去了。而且，五家的態度和內容基本是雷同的、重復的，我發現旁聽席不斷有人打哈欠並玩手機。五家被告方中，值得一提的是萬達影視的代理人，在表達被告方的共同立場后，總要強調自己一方只是單純的財務投資者，沒有《宮鎖連城》的版權，不應該承擔“侵權”的責任。

第一階段，被告方就瓊瑤女士的原告身份質疑，認為《梅花烙》電視劇的編劇是林久榆，瓊瑤只是“編劇指導”，並指出小說《梅花烙》雖然署名瓊瑤，但是小說、劇本、電視劇的聯系不清晰(大概是這樣的表述，詳情可參看三中院的庭審記錄)，並指出於正不可能接觸到《梅花烙》的劇本。這時，我做了第一次發言，先簡單介紹了編劇的工作流程，編劇工作第一步是創建結構模型，主要是搭建人物關系，進行情境設置(非媒體轉述的情景設置)和人物關系設置。然后才是故事梗概、故事大綱、人物小傳的撰寫工作。隨后，進入本案涉案人瓊瑤女士的創作背景、創作習慣分析，我說瓊瑤的劇本、小說、電視劇是高度一致的，除了載體轉換時有細微差別，我們可以通過電視劇完成片倒推出瓊瑤的劇本。瓊瑤在圈內是著名的“不得改劇本一個字”，連語氣助詞也不許改。我提到，不光是瓊瑤，於正的作品也呈現出劇本-完成片高度一致的情況，他們是“編劇中心制”的代表，也是我們一再呼吁同行向他們這個模式學習的原因。被告律師問我是否與瓊瑤一起工作過，我說沒有。但我有很多導演、演員朋友拍過她的戲，她的作品從劇本到完成片的高度一致是圈內眾所周知的，我有導演朋友說拍瓊瑤的戲，是按照毛主席語錄拍。最后我說，編劇抄襲不用看到對方劇本，看碟就可以做到。

直至中午休庭，我沒有再發言，雙方就原告的訴訟資格等問題進行舉証質証。關於演員戴嬌倩說《宮鎖連城》來自於《梅花烙》的視頻資料，被告方律師認為這份証據無效，並質問戴嬌倩本人為何不到庭作証。

休庭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要求我說兩句，我僅就訴訟可能出現的結果發表了意見，一種是於正敗訴，那麼其他編劇知道他的行為不可仿效，一種是於正勝訴，那麼他的“創作方法”是可以仿效的。

下午庭審，王軍律師再次請我發言，我就編劇創作劇本的一般性規律和業態做了簡單而系統的闡述。講到文學是用文字塑造形象，劇本的主體是情節，電視劇是用視聽手段表現情節。並定義情節是指“有因果聯系的連續性的事件”，指出電視劇劇本的構成要件是故事核-情境-人物關系，人物關系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即人與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我表示，偷龍轉鳳屬於概念、主題，也是兩部劇的故事核(或主要故事核之一)，但“偷龍轉鳳”這個故事核應該是公共的，不具有著作權性質。

(3)合理借鑒和抄襲之不同

同時，我指出，在影視劇本創作中，合理借鑒是業界常態，一般來說有借鑒人物形象、人物關系、劇情、橋段等，這些部分的單獨的、個別的近似性是業界所能接受的，比如劇情類似，但主人公的設置不同，是可以的。比如《敢死隊》的作戰任務與很多影片類似，但人物形象和人物形象組合有其自身特點。有的是人物形象近似，比如不同作品都寫一個粗心大意的女護士做主角，但是具體人物關系和戲劇任務完全不同，也是可以接受的。業界不能接受的是從故事核-人物關系-劇情-橋段同時具有高度近似性，這就有抄襲嫌疑。劇本的抄襲與文字作品抄襲不同，未必要完全一樣，主要抄襲的不是具體台詞而是戲劇設計。有些戲劇功能一致，不管具體形式如何改變，實質是一樣的。比如胎兒身上燙一個梅花烙和長一塊胎記，都是為了以后長大了辨識用，在戲劇功能上，梅花烙和胎記是一樣的。有些功能性人物，比如倒臟者(行業術語)，他(她)承擔的是與主人公對話，把主人公的內心活動和想說的話說給觀眾聽，幫助主人公下決心偷龍轉鳳，這樣一來，無論這個倒臟者是人物的姐姐還是貼身的嬤嬤，其戲劇功能是一樣的，本質是一樣的。

就我的闡述，被告方律師和審判長、審判員紛紛發問，我一一作答。我特別指出，原告提交的二十一個雷同情節點，不是我們行業內的“橋段”概念，這二十一點大多屬於情節，每個情節包含一個或多個“橋段”。然后就何為“橋段”，我回答各方提問，解釋為此概念來自於香港編劇行業，沒有固定的說法。但普遍認為是為了完成特定戲劇目的而設計的有獨創性的精彩段落。被告律師反復問我，所謂獨創性是前所未有嗎。我說人類到今天，很難再有前所未有的橋段了。被告律師說那你自相矛盾了。我說我的意思應該很清楚，至少是不多見的設計才可以稱之為橋段。我再次指出，單獨橋段類似，是可以接受的。在回答審判員提問時我舉例，比如某部劇，我們有劫獄的戲，我們發現有部法國電影的劫獄部分很好，於是可能借鑒他的內容。但是，如果我們把劫獄前、劫獄后包括男女主人公的設置全部借鑒過來，這就是照抄了。一般來說，即便是借鑒別人的橋段，也是需要動腦子改一改的，好的編劇甚至可以改得超越原著者。我一再強調，如果“借鑒”的是形成因果聯系的橋段組合，也就是一系列有因果聯系的事件，那麼就是行業大忌。審判員問我對此行業內對這樣的編劇會怎麼看，我說對他的職業評價會呈現負面的結論，並被認為是沒有原創力的編劇。為舉例何為橋段，我談到証據的第18條，期間被告律師質問我是否看過原劇，並說他們認為兩者差異很大。我說法庭已經要求我不就具體案情發表看法，我舉例的目的是闡述何為橋段。

審判員詢問我作品的思想和內容的關系，我回答電視劇是通俗文本，主題和思想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於正的戲，在思想上也是弘揚真善美，他不可能誨淫誨盜。編劇的核心價值是人物關系，是劇情，電視劇是局部大於整體，主題和整體結構不是最重要的，具體橋段的設計是編劇才華體現的最關鍵內容。橋段、劇情、人物關系是表達。事后，我注意到，我關於“思想”的闡述，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思想”，而是文學意義上的，其實，法官可能想知道的是劇本中哪些是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思想”、“方法”，因為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表達，所以，我的回答未必貼切法庭的要求，這是一個遺憾。

(4)偷牛奶倒進咖啡裡改變不了偷的性質

另外，審判員提問“脈絡”的作用，我判斷這是原告方和被告方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我說我理解你說的脈絡是“情節線”，指的是有因果聯系的事件的線性發展的線性特征。一部劇可以有多個情節線，也就是脈絡。審判員問我一個演員有無可能在前面出現，后面不出現。我不理解她提問的原因，說有可能出現，也有可能不出現，看劇情要求。審判員索性直接問，前面生了三個孩子，但在劇中再也沒出現過三個孩子，正常嗎？我說看作者的用意吧，如果是家庭劇，屬於把人物寫丟了，即使不重要，后面也應該提一句，三個姐姐是出嫁了還是怎麼了。后來我想起，《宮鎖連城》和《梅花烙》都是前面生了三個女兒，后面都沒提，可能審判員想知道的是這是否正常。

隨后，於正的辯護律師詢問我，一般同類題材是否有可能創作出差異很大的作品，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說可以的，舉例說同樣是清宮戲，有的寫成宮斗，但《雍正王朝》卻是一部男人戲。被告律師說，我問的是同類的，男人戲不算。我說就以偷龍轉鳳的宮斗戲來說，情感設置可以不同，你寫三個格格愛上一個貝勒，我可以寫三個貝勒愛上一個格格，我也重點可以寫奪嫡等內容，你可以是寫愛情為主，我可以是寫政治為主，都是可以做出差異化作品的。在法庭上，我感到，被告方律師認為近似題材必然產生近似內容，他們可能真的是這麼認為的。我感到如果他們也有專家輔助人，應該有助於他們認識這個問題。

庭審一直延續到晚上，所有人都沒吃飯，餓著肚子進行法庭辯論。瓊瑤女士的代理人律師王軍拿出兒子的樂高玩具，是一隻貓，王軍指出同樣的零件可以組接出不同形象，可以是貓可以是狗，如果把零件當做近似的公共題材、近似橋段，那麼組接出一模一樣的貓，肯定是同樣的表達。被告律師說這些零件隻能組接成貓，組接成狗需要換臉的零件。王軍律師出示玩具盒封面，就是貓和狗均可的圖畫，被告律師隨后笑道：這與本案有什麼關系？！

被告律師舉証，拿出《紅樓夢》、《西廂記》、《魯迅新婚之夜與妻子同房不同床傷心流淚》等証據，並闡述《宮鎖連城》的內容比《梅花烙》豐富得多，復雜得多，並一再夸贊於正的戲代表了當代觀眾的趣味和欣賞習慣。我寫了一句話給王軍律師，他在最后陳述中說出：你偷了我的牛奶倒進你的咖啡裡，不能因為你的杯子裡是咖啡味就說沒偷我牛奶。

庭審在激辯中結束，審判長提出的和解建議被雙方拒絕，審判長說今天的專家輔助人很受重視，希望下次被告方能找到自己的專家輔助人參加和解程序中來。

這一天庭審的強度之大時間之長遠遠超出我的預估，所有人都精疲力盡。走出法庭，已是黑夜。

目前，我看不出法庭有什麼傾向，具體結果如何，還待后續的審理。

這個時代，我還沒見過真正懷才不遇的人

今年對於中國編劇行業來說是個多事之秋。年初，宋方金與宋丹丹的關於演員修改劇本的“兩宋之爭”，到前一陣《北平無戰事》的署名之爭，到現在瓊瑤與於正的訴訟，均呈現出紛亂、焦灼和撕裂的特征。無論是編劇與同業合作者，還是編劇與編劇之間，至少在社會公眾面前，表現出了一種全面的緊張關系。

我始終認為，行業要有自己的規范，署名要規范，利益分配要規范，創作中借鑒和抄襲的邊界要規范，不要什麼事情都推給法律，法律是最后的底線，行業需要自己約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由此想到編劇合作者，高璇和任寶茹是《我的青春誰做主》、《別了溫哥華》的編劇，她們合作十幾年了，關系始終很融洽。我與閆剛也合作了很多作品，合作者最重要的基礎是彼此包容，利益無非是署名和稿費的分配，我和閆剛的署名順序是輪流坐庄，閆剛這部作品署在前，下部就是我署在前，而且不較真，如果他連著兩部署前面了，后面補一部我在前即可，稿費也是這樣，平均分，創作中，可能閆剛中途有事，我多寫點兒，但結賬還是一人一半，下次他多寫點，從來不計較誰多寫了少寫了，編劇合作，不在於彼此貢獻多少，在於彼此包容多少，這樣才能長久，我也一直很感謝閆剛對我的一些毛病的忍讓，有時也替我背黑鍋，當然，我也經常替他抵擋刀劍，這種分擔是不分彼此的。這是同輩之間的合作。

一些所謂的大編劇與小編劇的關系，也是考驗編劇人性和職業素養的試金石。多年前，我和高大庸為周振天老師做小編劇寫《神醫喜來樂》，說好不署名，我們就掙錢而已，但寫完以后，周振天認為我們寫的很好，主動提出幫我們在片尾署名，我們為此很感激他。某次，一位部隊作家見了我說，周振天沒寫吧，都是你們寫的吧。我當即說：不是的，從人物關系到具體戲的設計，全靠周振天老師，我們只是執行者，沒有我們，這部劇可以出來，但沒他，這部劇不可能出來，我們很感激他，在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這樣就化解了別有用心者的挑撥。

編劇、作家需要有健全的人格，不要被人挑唆，被人當槍使，貪功，爭虛名，都挺沒勁的。屬於你的一定要爭取，不屬於你的不要去覬覦，我說過，平生最恨小文人，為點小利虛名，可以無恥無聊無底線，這個行業什麼大編劇小編劇，都是苦逼編劇，我還真沒見過編劇行業裡有包身工和黃世仁的，同時，在這個時代我還沒見過真正懷才不遇的人。編劇靠自己的才華，足以征服一片天空，你要有翅膀的話誰能壓得住你呢？

我們喜多瑞公司，有幾十位編劇，在管理上，每個責權利是清晰的，公司有個嚴格規定，創作期間不辭而別的，半途而廢的，等於放棄了自己的相關權利，因為劇本生產有商業性質，你的中途退出，本身對項目就造成了傷害，且是極不職業的表現。我和閆剛，在將近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再苦再難，也不允許自己對甲方說：我不干了。當你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你其實是在宣告對自己職業的告別。足球運動員可以上場以后不踢了嗎？隻要有一次中途自己退場(哪怕你有再多的困難和委屈)，以后你還能在這個行業混嗎？如果一部戲，編劇在中途退出以后，在戲播出時又提出署名和稿費，我認為這都是冒犯了編劇這個行業的基本底線。甚至還有人拿了出場費，臨到出場時人跑了，比賽結束了又來爭獎杯，這就更荒唐了。

說了這麼多，都不如劉震雲老師說的到位，編劇要走正道，不著急，不旁騖。現在有些編劇太著急了，著急掙錢，著急出名，於是必然不走正道，必然旁騖。抄襲、剽竊也好，爭名爭利也好，都是把自己看輕了，看賤了。寫作者應該是驕傲的。這份驕傲包括我不屑於借鑒你的橋段，我要自己想一個超過你。這份驕傲包括我看不上你的成就，我要寫一個更好的滅了你。我始終覺得，寫作者再壞也壞不到哪兒去，有時急眼了，有時迷失了，都不要緊，回到初心，去寫寫自己的故事，寫寫自己想象的生活，跟不同的人摩擦摩擦思想，一邊寫著好戲爛戲，一邊不忘春風秋月，其實是非成敗轉頭空，寫字兒的人不論寫什麼，隻要手對著心，寫下去，讓自己的精神高貴起來，也算給自己人生有了一個交代吧。

希望明年，中國的編劇們能有些好消息，比如獲國際大獎，比如公司上市成股東，比如稿費上漲，比如每個人都稱心如意地結婚或離婚，等等……最后，提前祝大家聖誕快樂！

(責編：王書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