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倒查追責讓司法公正前進一大步

據新華社消息，記者18日從內蒙古自治區有關部門了解到，呼格吉勒圖案專案組組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檢察機關帶走，接受調查。1996年，呼格吉勒圖錯案發生時，馮志明擔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專案組組長。（12月19日《京華時報》）

與別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不同的是，呼格案在內蒙古高院審作出無罪判決后，當地相關公檢法迅速成立了專案調查組，對相關人員展開調查。一方面是由於無辜當事人已“伏法”18年，人死不能復生，社會對炮制冤假錯案倒查追責呼聲強烈﹔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法治環境及法治精神在不斷進步，公平正義是司法公信力的命根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從既往的冤假錯案處理來看，程序一般分兩步：一是“無罪判決”，二是國家賠償，而后便沒有了下文，或不了了之。這讓司法公信力很受傷害。誠然，國家賠償是對受害人及其家庭的補償與安慰，但這絕不是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的全部或唯一，隻有將相關責任人繩之以法，才是對受害人及家庭的最好交代，才是對公平正義的捍衛與維護。其實，根據相關法律，冤假錯案的國家賠償，其中有一條就明確規定，“可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償”。也就是說，國家不能總當這個冤大頭，對確因辦案人員個人因素所致冤案，要讓其承擔經濟賠償責任。前提是通過調查明確責任，再根據責任確定相應數額。唯有如此，辦案人員才不敢枉法辦案。

當然，對冤假錯案責任人的追究不僅是經濟上的，更主要的是要查明其該承擔的刑事責任。因為其對受害人及家庭的傷害是巨大的，有些甚至是無法挽回的，若不對之進行追責，公平正義就無法站立起來，更難以高揚於社會的上空。毫無疑問，司法是法制社會的總閥門，若其腐敗叢生，或者有人將之玩弄於股掌之上，缺少最起碼的敬畏，那百姓就難有尊嚴。

無論是浙江叔侄奸殺冤案，還是內蒙古呼格案，若非真凶到案，還有其家人及媒體的奔走呼號，真相定會來得更晚些，甚或永遠難見天日，這絕非臆測。他們明明都不是殺人真凶，但當地司法部門卻將之辦成了鐵案，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些當事人還都“低頭認罪”﹔浙江叔侄因此鋃鐺入獄18年，而呼格吉勒圖更是失去了生命。讓人不禁為之痛心與震怒，更有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之感，既然司法指鹿為馬、摁倒葫蘆當瓢打，那社會還會有公平正義嗎？豈不是“家中念佛，禍從天降”？百姓還有安全可言嗎？

人命關天，按理說誰都不敢也不能含糊，而作為司法部門更應慎之又慎。但可以肯定地講，沒冤假錯案都有一個曲折而又離奇的故事，或者說就是受害人的一部血淚史。將原本子虛烏有的案子辦得有鼻子有眼睛，而且滴水不漏、天衣無縫，除了辦案人員豐富的想象力，其“力度”即便不說都可以想見。冤假錯案受害人“自認”殺人真凶，離不開屈打成招。若是僅僅因客觀因素辦錯猶可一說，關鍵是有些案件明明漏洞百出，而且當事人完全可以被排除，但在“命案必破”及業績考核等利益的驅使下，仍被當作“替罪羊”“替死鬼”，這就不可饒恕。這不僅是將法律及百姓生命當兒戲，也缺少了最基本的人性與道德底線。事實上，一些辦案人員就是藉此立功受獎，甚或撈取功名利祿。若不將這樣的司法敗類從嚴依法追究，恐天理都不容。

顯然，若將冤假錯案完全歸罪於“嚴打”，這有失公允﹔說當時沒覺察有問題，那是搪塞之詞、欺人之談。一個大腦正常的人，自己根本沒殺人，斷不會不打自招承認殺人，而且即便誘供順著說，也會驢頭不對馬嘴，絕不可能說得分毫不差。這些冤假錯案之所以圓滿辦結，說穿了就是辦案人員自圓其說，用想象代替事實，甚或是憑空捏造事實，乃至偽造証據。這完全是一種地道的栽贓，嚴重違背了法制精神，喪失了最起碼的法制堅守。是可忍而熟不可忍，但值得追問的是，一個刑事案件從偵查到審判，須經歷公檢法及相關程序，怎麼就能一路綠燈？這暴露司法獨立行使職能被架空，完全將嫌疑人當作了罪犯“同仇敵愾”，使得原本的相互監督與牽制成了一句空話。換言之，其中某一個部門若能恪盡職守，那這樣的冤假錯案就會被及時發現並糾正，就難以弄假成真，那讓無辜百姓人頭落地的駭人聽聞的事或許就根本不會發生。

為了自己的“小九九”而草菅人命，這不是執法而是亂法，也喪失了最根本的法制良知，簡直是心如毒蠍，若仍讓其留在司法隊伍中，那將是社會莫大的悲哀。呼格案倒查追責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關鍵還要看倒查追責的效果，罪與罰是否相當，絕不可喊得重打得輕，更不可“爛尾”或走過場。這需要司法部門沖破利益藩籬，還要有刮骨療毒的勇氣，並做到一查到底絕不手軟，而且該拿下的要堅決拿下，這才是對司法公平正義的至誠捍衛。對此，公眾將拭目以待。

文/崔恆清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