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姜文：惡毒評論讓我感到嘆息

　　海外網12月23日電 據新浪娛樂報道 走進姜文工作室，制片人馬珂，編劇廖一梅和於彥琳招呼我吃雞肉和豬蹄。宣傳總監閻雲飛，用那個屏幕已經碎掉的手機快速收發著八方資訊，一覺醒來，他的微信上多了160多條未接信息。

　　老姜還沒來，我們先聊著放映事故和3D字幕的效果，每一個千辛萬苦誕生的作品都是這樣，首映這幾天，工作人員心裡沒有別的：除了電影，還是電影，除了票房，還是票房。

　　我一眼瞄上了廁所門口寫的字，大致意思是“上廁所前，朗誦一下這首詩，可以讓你上的順暢一點。”

　　這首詩其實是歌詞，Louis Armstrong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前幾天發生一件特別好玩的事情。朋友問我是不是演了《一步之遙》，我說沒有，對方說片尾字幕有你，“是不是我看錯了。”

　　看片之后，我發現果然有我的名字，和一群參演該片的記者在一起。這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我其實去過，但是我忘了？或者我去探班，攝影機把我拍進去了？

　　現實又產生了不確定性，你看到聽到的，其實沒有什麼是一定真實的。這樣現代主義的表達，充斥在姜文所有的電影裡。

　　一晃神的工夫，姜文回來了，穿著件長大衣，派頭很足。然后我們走進他的屋子，算上姜老，6個人把我圍了起來，一起接受採訪。

　　這時候陽光洒在姜文的臉上，好像一道光環，身邊《一步之遙》團隊的人則像是他的信徒。我突然發現今天的姜文讓我感到有點陌生。他的臉比我想象的長，耳朵比我想象的大，鬢角間一絲白發透露出他的疲憊。採訪中，姜文的講述誠懇而坦率，隻有面對審查等敏感問題，才顯得有些含糊。最近這些年，這種來自姜文的誠懇，在面對媒體的時候已經不多見了。

　　其實《一步之遙》的口碑並不算糟糕，我身邊懂電影的，愛看電影的，平時不怎麼看電影的，都有不少人表達出對這部作品的喜愛。首周末票房沒有之前預計的4億，但也沒比預想中差那麼多，況且來日方長，平安夜還沒來呢，一月份又有多少電影可以和《一步之遙》較勁呢？

　　不過看得出來，姜文沒有以前那麼淡定了。《讓子彈飛》的時候，他根本不在乎被誤讀，但是這次，他開始為自己的電影做一些點到為止的詮釋。不管怎樣，能夠和姜文這樣的導演，放下各種外界紛擾，安靜聊聊電影，已經很讓人滿足了。

　　在我看來，《一步之遙》和《讓子彈飛》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講故事的方式。《一步之遙》不像《讓子彈飛》那樣老實，它更曖昧，更荒誕，更任性，沒有執行任務或者調查、復仇這樣常規的套路，於是就容易讓觀眾出戲，更挑觀眾。

　　這是一個和《黃金時代》相似的悖論，你拍一個作者電影，就別指望所有人都喜歡，如果你按照商業電影的模式來運作，那多少是會出問題的。《一步之遙》運氣不錯了，中國的觀眾寬容度那麼高，擱在國外，這樣的art-house電影，一定limitedscreening，妥妥的。這個賀歲檔，《一步之遙》和《匆匆那年》交相輝映，這可真是神州大地的奇跡啊。

　　80分鐘的對話結束之后，姜文突然問我：

　　“標題你想好了嗎？”

　　“還沒有。”

　　“我給你出一個怎麼樣？”

　　“好啊。”

　　“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我最后沒用這個標題。

　　附：

　　對話姜文(完整版)

　　怨念是尋找真相的障礙

　　“惡毒的評論，讓我感到嘆息”

　　王玉年：你的電影裡有太多曖昧不清的東西，讓觀眾有了各種解讀。比如大家認為馬走日一定是個太監，不然為什麼不和完顏英在一起呢，而且他是太后身邊的紅人。

　　姜文：(大笑)這個我覺得有道理。假如馬走日前面那段不是吹牛的話，或者你沒聽出來他吹牛的話，這個說法是成立的。那你跟太后這麼熟，又在炕頭上跟太后聊天，這兩個柱子是成立的。

　　問題是馬走日顯然是在吹牛，他是不是個滿人都可以打問號，一個愛吹牛的人嘴裡說出來的話(不可信)。

　　我覺得隻有最后他面對槍子兒時候的那些話接近真實。他和武六說，我可以走向死，但你不能為我再死，因為我不值得你這麼愛。這個時候我覺得馬走日是個有底線的人。

　　但是他囫圇吹牛的毛病，語感一時半會兒還改不了。所以在那還聊，“你看人大姐頭發是白的，心是紅的。”他改不了這個……他有討厭的一面，也有可愛的一面，但最后一個本來不遭人待見的人，做出了不起的事兒。當然這不是蓋茨比了，了不起的馬走日，應該這麼講(笑)。

　　馬走日是不自覺地通過和各種角色的碰撞，一次次地撞到自己其實並不低的底線。最后通過武六和她媽機槍的碰撞，發現無論如何，我不能讓您再出事兒。這跟他第一次看完顏翻車死就跑了，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王玉年：那就是說這次你演了一個騙子，像《讓子彈飛》裡面的葛優。

　　姜文：我們面對這樣的情況少嗎？我覺得我們基本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長大的。

　　那天我跟朋友聊天總結出來，一言以蔽之，我拍的就是尋找真相的電影，不斷在尋找什麼是真相。當然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設一些騙局，如果大家戳穿騙局的能力越來越強，不但在電影裡能找到真相，在現實中我們也能找到真相。

　　人的這種怨，貪、嗔、痴是吧。尤其是怨，是人們去尋找真相的阻礙。一怨，就容易在原地晃或者往回走，或者橫向亂倒，這樣的話我覺得就是在浪費生命。

　　像前些日子的一些評論，我看了也覺得很可悲。一個惡毒的評論隻能反應你這個惡毒的世界，而你們就是在這個惡毒的世界裡邊生活，我確實為這種事兒嘆息。其實可以批評，可以嚴厲，但是尖酸、刻薄、惡毒不起作用，就像手撕鬼子一樣。理性、尋找真相，我覺得這個是人類需要的勇氣和修養吧。

　　麻醉觀眾，這不算有責任心

　　“不順溜著講故事，最貼近生活本質”

　　王玉年：《一步之遙》從頭到尾都有馬走日的旁白，他的語氣極其誠懇，推心置腹。有點像石揮在《我這一輩子》裡那個腔調。但我越是聽他很誠懇地講述，我就越懷疑……

　　姜文：眼前看到的就不能信。

　　王玉年：你以前的電影也是這樣，強調記憶的不確定性，是不是刻意想要這個效果？

　　姜文：我不是想要這個效果，對我來說，世界是這麼長的，我沒有辦法離開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耳朵也經常聽到一些隻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絮叨。這種美麗的聲音，誠懇的聲音……我也是在各種爺爺講故事的環境下成長的。但是故事跟現實很不一樣，而且你看一個人的自述和看他的行為總是有距離的。那馬走日的自述和馬走日的行為，為什麼就不能有點距離呢？我覺得距離還不夠。當然實在拉不開我就把聲音往老了弄，其實他電影裡邊不這麼說話。

　　廖一梅：而且他沒到那麼老就死了。

　　姜文：對。本來最早的時候(有這樣的台詞)，“這都100多年前的事兒了，我還是跟你們說說吧。”就更扯。

　　你說得對，從《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邊我就開始自我攪局了。不是說讓觀眾看不懂，而是不想順溜著講故事，這其實是最貼近生活本質的一種敘述。因為其實大家伙也都並不完全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現實，要不然大家不會寫微博、寫微信，把心裡話或者不是心裡話的在那瞎叨叨。

　　王玉年：我們記者去影院採訪觀眾，看完之后沒一個人願意發言。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情況，按道理說，觀眾自己花錢買票，喜歡和不喜歡都願意說。

　　姜文：這個就起到了我們電影的作用，看完電影你會更愛自己。我原來就說過，愛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任。

　　王玉年：就是沒想好別瞎說。

　　姜文：所以我覺得原來那幾個恐怕都是看之前就寫好的(笑)。

　　王玉年：我覺得看完這部電影，會讓觀眾產生挫折感，因為和預期不一樣。他們希望看到又一部《讓子彈飛》，或者是可以被簡單歸類的作品。

　　姜文：電影其實在追求和常規不一樣，或者說藝術本身在追求和常規不一樣。人們都不斷勇敢問前，探索藝術的方式方法。梵高也好，畢加索也好，其實都在做這種事兒，包括齊白石……

　　戲劇、電影是通過故事告訴人家一個東西，其實繪畫也是。但是講故事本身並不是一個最后的目的，或者把人畫像也不是一個最后的目的。怎麼能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對故事本身有一些不同角度的顛覆，這可能其實對認識世界是有好處的。其實大家欣賞無數作品，無外乎也是要更多的辦法去接近真相。

　　建立一個完整的東西，當然不容易，但是破壞了再建立，顯然是需要能力和勇氣。所以我從第一個片子開始，就這樣做，我可以建立起來，但是我可以隨時把它消減掉，然后再建立起來，我覺得這個才是對觀眾有責任心的。而不是說你看麻醉了，還得要醒一下，然后再麻醉一下。要不然就隻剩麻醉了。

　　到底和觀眾做真心朋友，還是酒肉朋友？

　　“王天王成了王天王，看戲的還是看戲的”

　　王玉年：為什麼給觀眾那麼多鏡頭？我從來沒看過一部電影給觀眾那麼多鏡頭，花域大選、演文明戲、拍電影、大帥引渡犯人……

　　姜文：心裡有觀眾撂不下。還是群眾演員禁拍，這些人確實演得好，都是專業的。好多電影群眾演員不禁拍。你說，你先說完。

　　王玉年：但是觀眾想看你，想看演員……你是想讓電影院裡的觀眾，通過銀幕看到自己嗎？

　　姜文：那倒沒有。一個巴掌拍不響，得兩頭互動才能造成氣氛。就跟打仗似的，有共軍也得有國軍，兩邊才能有打仗的效果。

　　另外王志文那段戲很有意思，按照文明戲的拍法就是線性講個故事，又直接、又了然、又有效。但那是很幼稚的戲劇方式，不能說無效，有效。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僅僅按照王志文和武六的那種默片的拍攝方法，解讀真相呢？因為他們遠離了真相，隻追求了一種表面的效果，觀眾看得很過癮，很懂，也很投入，但是離真相太遠了。

　　第一，我們很尊重觀眾﹔第二，是用王志文式的尊重還是武六式的尊重，還是用武六后來的尊重。寧可反叛家庭，拿出槍來，也要弄清楚其實馬走日不是你們看的那樣。

　　其實這條線是很有現實性的，早就有以王志文和武六為代表的忽視真相，隻追求表面效果的人存在。我隻以為是在文明戲時代存在，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笑)，仍然存在那些看完首映之后的大量的評論之中。

　　為什麼(這樣的現象)被我們拍中，為什麼居然還有這樣的人或者這樣的思想。你看王志文那個角色，他根本不打算去研究真相，而且陶醉在自己扮演的那種，劇場轟動的效果裡。他當然很成功，王天王嘛。

　　大家伙按照謀殺、圖財害命來解釋馬走日，是解釋得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不要面對真相，這就擺在馬走日和觀眾，和我們編劇隊伍面前。我們要給大家看真相，我們起碼願意把觀眾帶到可看真相的方向。

　　這就是現在對這電影討論的一部分，只是電影沒有往深入討論，當然他們也起了好作用，開了個頭。(觀眾)看不懂也是這個意思，那我們去找真相在哪裡。

　　我覺得王志文還算一個戲子心態了，就是想要自己的某種一畝三分地的喝彩，而由於惰性和智商的盲區，他不打算，他也找不著。但是有接近真相的，像項飛田，他是故意關掉這門，故意往別處帶，因為這個東西對他有好處。

　　王玉年：現在有很多電影只是為了觀眾的錢，或者為觀眾的需求定制一部作品。有一個說法特別有意思，通過觀眾對於《一步之遙》的判斷，可以看出來他是從《讓子彈飛》開始看姜文，還是以前就開始看。

　　姜文：這個說法有意思。其實你要從《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看我的電影，這事兒就沒有困惑，《陽光燦爛的日子》本身早那樣了。

　　王玉年：中影南方新干線(中國最大的院線之一)的總經理趙軍提過一個觀點，他說現在中國的影視作品裡，是流氓無產階級的聲音佔主流，迎合他們的電影市場反響就好。而且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帶來了一股自下而上的逆襲。比如像《萬萬沒想到》……

　　姜文：什麼是《萬萬沒想到》，電影？

　　王玉年：網劇。他的主角是王大錘，一個所謂的屌絲，他嘗試反抗，反抗無果，就用自嘲和自黑消解矛盾。

　　但是你的電影不一樣，比如《鬼子來了》中國的農民愚昧自私﹔《讓子彈飛》結尾，老百姓是烏合之眾，見風使舵﹔《一步之遙》看文明戲的觀眾也是，完全不顧真相，就隻知道傻笑。這樣的表達，可能會讓你無意中站在了觀眾的對立面。觀眾覺得，你不是在替我說話，我看你的電影，得不到我想要的。

　　姜文：或許是有道理吧。但問題是利用大家的感情達到自己的目的好，還是對大家心靈真正有關懷，或者真正跟他們感同身受，來尋找一個更美好的辦法？

　　簡單說就是宣泄重要，還是朝正確方向行走重要？我認為后者是負責任的，前者是利用性的。我替你喊一句話，你跟我兜兒裡塞點錢。但這個對誰有好處呢，暫時的有效又能怎麼樣呢，隻能讓大家陷入泥潭更深。

　　就像王志文做的那些，我今天隻用不殺，明天隻殺不用，后天又用又殺，你看我戲得看三回。那麼馬走日有沒有殺完顏英，他不跟大家討論這個。我給你龍蝦三吃，大家很滿足，又能同時看到馬走日丑惡卑鄙的靈魂，對妓女的殘忍，當然有效。所以王天王成了王天王，看戲的還是看戲的。

　　其實從莎士比亞時代，從古希臘時代，他們已經明白，看完戲再出去比看戲來之前能有點營養，哪怕一點點。但這點營養可能並不舒服，你憑什麼告訴我他沒殺她啊，我就覺得他殺了。一個妓女跟嫖客能干什麼好事兒，讓他殺了行不行。那你殺了我就給你錢，你殺三回我給你三回錢，干不干吧。王天王是干的，王天王最后穿金戴銀，但是豈不是更污濁了嗎？

　　我並不是說非要去教育大家，不必。我隻告訴他，嫖客不一定非得殺妓女。而且這個妓女他有了錢，他倆不一定是金錢的關系。那當然王天王成了更大的天王，葛優成了租界裡邊華人警探的精英。其實最終得意的受益者是這兩個個人。我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王玉年：而且特別有意思，周韻在這裡演的是一個拍電影的人。而周韻是對馬走日到底殺沒殺完顏英質疑最大的，她是帶著一個電影的眼睛在質疑這個世界。

　　姜文：我覺得她是帶著一個任性的眼睛。她不一定是一個合格的電影人，但是她趕巧有那樣的個性，起碼跟同父異母的弟弟是不同的態度。其實武七的家是真正的王國，而且他對王天王也不尊重……

　　王玉年：對，剛剛想問這個，王天王在那個權勢的階層裡，一點地位都沒有。

　　姜文：對對。所以我還是願意通過作品，和觀眾分享真相在哪裡，我覺得當觀眾作為年輕人長大的時候，當觀眾靜下心來思考問題的時候，他們才覺得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不是酒肉朋友，偶爾我們也一起喝點酒吃點肉，但是我不是他們的酒肉朋友，我願意跟他們當知己。

　　廖一梅：知心大哥。

　　姜文：不，觀眾是我的知心大哥，還有我的知心大姐。所以為了知心大姐，知心大哥，我們為他們在做一版2D的，因為很多大哥大姐看3D版覺得暈。不是光看我這個，他們看所有3D電影都覺得。所以說我們能不能看看做2D的。

　　王玉年：拍這電影據說花了3億，做知心小弟的成本是不是有點高啊？

　　姜文：成本是高。我覺得這樣，這個世界雖然有很多資本主義的思想蔓延，但的確人生不是一個患得患失的機會，這樣真的就活一次沒多大意思。成本利潤這個事兒對買賣人來說是必須去做的營生，但不是全人類必須遵循的活法，有些事兒不應該考慮成本。都那麼想，這父母、孩子、對象這怎麼搞啊這事兒，都扒拉算盤算這事兒。

　　王玉年：想問一下馬總，剛才導演說有些事兒是不需要考慮成本的，你怎麼看？

　　馬珂：成本是我考慮的事兒，導演做導演的事兒，制片人做制片人的事兒。他把他的事兒做好了之后，我們把我們的事兒做好。

　　姜文：我們有好幾個巡線員，我這事兒一到出邊的時候人家就吹哨了，所以我撂著邊踢。一踢著誰腿，人家給我紅牌，萬一出了界，人家把球給拿了。

　　馬珂：他可能是這樣，比如他說我有ABCD，我們到時候說行，你把EFG也想出來。然后想完之后說，我們考慮考慮你就AB吧，后邊的不行。自然也就跟著AB走了。

　　大數據更像競選綱領，電影不排斥互聯網

　　“有人性的需求在，戲劇和電影不可能消失”

　　王玉年：最近有很多新名詞，比如判斷一部電影有沒有互聯網基因，還有看電影制作有沒有互聯網思維，是不是互聯網電影，你怎麼看？

　　姜文：互聯網電影，什麼意思？

　　馬珂：大數據。

　　姜文：難道這不是一種營銷的方式嗎？但實際上我不相信大數據有那麼准確，或者說根據這個能拍出《紙牌屋》來。就好像競選，政客的綱領都在替大家考慮，你的醫保，你的工資什麼，但是實際上他們考慮的是誰當總統。我覺得《紙牌屋》顯然不是所謂大數據能制造出來的電影。

　　王玉年：前段還有人說因為有互聯網，電影院可能會消失，你怎麼看？

　　姜文：互聯網顯然在起著作用，而且作用已經超過互聯網本身最早的初衷。但我覺得它是一種方式，關鍵看用這件事兒的人到底想做什麼？

　　至於電影將來在哪看，我不是特別關心。我覺得我只是相信不可能沒有電影，不可能沒有戲劇，但是戲劇、電影用什麼樣的方式跟人聯系，這個我覺得無所謂，大家怎麼舒服怎麼看。或者植入一個芯片在腦子裡，隨時“啪”，就可以在腦子裡變出各種戲來看，也可以，白日夢嘛，幫助你做夢。總之，他實際上人們的一種需求，就像食色一樣，能不能在我眼睛看到的現實之外還能創造一個世界，供我滿足。隻要有這個人性的需求在，戲劇和現實之外的這種世界永遠不可能消失。用什麼辦法，我覺得不特別重要。

　　或者換句話說，可能更便捷或者更絢的辦法，那有什麼不好呢？

　　王玉年：但是你的電影不是讓人逃逸的。比如看《變形金剛》，我就什麼都不顧，看完就完了。但是看你的電影總得動腦子。

　　姜文：我覺得其實動腦筋才是真正的逃逸。你啥都不想，哪也去不了。也就是說你能不能真正通過一次一次的所謂逃逸，讓自己的內心和認識發生變化。

　　否則還是那樣，糟心還是糟心，惡毒還是惡毒，那對誰有好處？對不對。所謂地獄就是自己造成的，你認為在地獄裡邊，你的感受都是地獄。

　　我覺得看到什麼不重要，關鍵是用什麼方式來表達，表達之后對自己的責任很重要。看見冷風吹來，你穿的衣服並不多，你可以罵，什麼破天氣，但是這種東西就會讓你代入一個痛苦的感受當中。你如果覺得，我很需要這種清醒的感受，或者說冬天就是這樣的，終於來了，你就是另外一種感受。你可以選擇最糟心的表達和感受，但是這感受主要是發自你的心裡，它還會再回到你的心裡。

　　王玉年：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對話太多，像舞台劇。而電影化的表達不夠多。

　　姜文：這可能是我四個電影裡邊話不多的，《讓子彈飛》比這話多，《鬼子來了》比這話還多。

　　言之有物需要人表達。人原來不會說話，猴的時候，嗷嗷叫，現在猴還叫呢。有的猴也不說話，無聲的生物很多。人開始能說話，這個表達是很重要的，需要表達，需要聲音，需要語言和各方面的溝通。當人在表達能力相對弱的時候會採取高倉健式的，以不變應萬變。這個也是一個電影的方式，(學方言)“額們農民不會說個話”，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沒有內心活動？

　　以往確實有很多電影，因為他們不會寫詞，把缺點變特點了，造成一種冷酷式或者沉默式的方式，這個在80年代已經有過討論，對我來說這沒有障礙。我覺得電影也可以說話，也可以不說話。你也可以簡單的對打，李小龍那樣也可以，史泰龍那樣也可以。但是幸好人作為一種生物是比別的東西會說話，這個進化的結果我們不能放棄。關於話劇，(指廖一梅)她是前輩。你把人家孟京輝的話劇給寫成電影，你把我的電影為什麼就寫成話劇了？

　　廖一梅：我哪有那麼大勁啊，我一個人能趕上九個編劇？你說《鬼子來了》話不比這個密，《讓子彈飛》話不比這個密？我覺得這個好像挺奇怪。

　　姜文：昆汀更話嘮，我反正願意看話嘮的電影。

　　我特願意跟記者聊天，這裡人少，500人一起我就成王天王了。因為確實是這樣，你越面對眾人的時候，離真相越遠。因為他為了讓大家開心(就要討好)。

　　王朔是雌雄同體，看男女關系更透徹

　　“王爾德是gay，我可不是啊”

　　王玉年：故事裡可以看到馬走日對女性感情上的歉疚，這是你，還是編劇王朔的投射？

　　姜文：我去，這個我不好說，因為這孩子帶了這麼多基因在裡邊，早已經混在一起了。說實在的，這次女性作家的出現，對這個片子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你說得對，王朔老師對男女之間的關系比我本人看得透徹。

　　廖一梅：我原來說過，姜文以前的戲裡邊。就像王爾德說的，(女人)是用來欣賞的，不是用來了解的……

　　姜文：王爾德是gay，我可不是gay啊，他兩頭都明白。但是王朔又不是王爾德，王朔是雌雄同體，對吧。

　　廖一梅：對，每次我跟王朔說什麼事兒，他永遠站在女人一邊。他說，我是你們一頭的，這是他的原話。

　　姜文：但是他有時候跟我也能站在一塊，兩頭都行。

　　廖一梅：那從本質上來講，其實創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

　　姜文：王爾德是兩頭都不行。

　　廖一梅：他沒有，人家結婚有孩子，絕對不是同性戀。都行，兩頭。我就說創作者本身其實都是雌雄同體的，我覺得沒有完全的一個男性角度和女性角色，只是說在這方面女人會怎麼干(重音)這個事兒，會怎麼思索這件事兒。(姜文：太狠了啊，你這個“干”字有性暗示，輕點讀。)

　　女人會怎麼推進這件事兒，會怎麼想，這些東西我覺得對姜文來說確實有點一頭霧水。其實這種男女之間的不能溝通，是上帝設計的程序，又互相有吸引力，又互信曖昧，但是又完全不能理解，才會產生出那麼多故事，才會反反復復，從有人類以來男女故事就不斷被講，沒有誰能說到根，就是你是說的完全的表達。

　　姜文：終結。

　　廖一梅：對，沒有終結。這個馬走日其實是一個從完全不理解，到慢慢地……

　　姜文：到最后還惦記，(女人怎麼想的)誰幫我打聽打聽啊，他還是不明白。

　　於彥琳：我一個朋友和我說，看完《一步之遙》，覺得導演替我們女性復了仇。她有一個男朋友，但就是不跟她結婚。然后她就想說，你不跟我結婚是吧，我死了我看你會不會難過。然后這戲裡邊剛好完顏英死了，她就往后看得覺得很痛快，說這馬走日倒大霉了，然后就特別痛快。

　　晚上回去她又想這個事兒，如果她真像完顏英一樣死了，她上天還有一雙眼在看著她前男友受這些罪，她會怎麼辦？她后來認為她可能會像武六一樣，怎麼著也要救他。所以她認為這個片子的兩個女性，其實講的是同一個女性的心理。我的朋友都說這電影第一次看有點蒙，因為信息比較多，簡直就跟吃了一頓大肉似的。但是第二天一消化，覺得哪哪都能理解，什麼都在。

　　看觀眾對電影的讀解，我有點幸災樂禍

　　“一石激起千層浪，我還求什麼啊？”

　　王玉年：電影裡有句台詞我印象很深。感謝大清亡國，咱們就都是暴發戶了。在電影裡也提到newmoney和oldmoney的概念。你是不是想說，現在這個社會也是暴發戶橫行的時代？

　　姜文：寫這個戲沒有更多的往現實聯想，是為了塑造這個人物。但是每個人都是生活在人類環境當中，有人的地方就有newmony，就有oldmoney，反正money不是old就是new，這沒什麼更多的新鮮的東西。這不是特別大的特點。我是這麼理解的。

　　王玉年：幾乎你的每一部電影都會遭遇符號學的解讀，《一步之遙》據說也是因為這個在審查上遭遇了問題。有的人看見手槍就覺得暗喻生殖器，看見大腿就覺得有性暗示。這是你電影的豐富性造成的觀眾誤解呢，還是本來就真的有所指。

　　姜文：這個也不為過，他可以這麼想。不是早說過嘛，看見什麼想什麼，這不是《紅樓夢》自己的問題，是欣賞者面對作品在表達他自己。

　　其實我忘了說句話，現在所有人的感官跟我沒關系，跟作品其實也沒關系，我隻把這東西給做這兒。你認為她懷孕了，你認為她是男的，你認為她是誰的老婆，這跟他們沒關系。

　　我其實這個時候是很高興的，有點幸災樂禍。就好比蒙娜麗莎是單面鏡，我在后面，看見大家對這個東西的反應，甭管他是惡的、善的。那句詩怎麼說，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一石激起千層浪，我還求什麼啊？一種創作者的幸福在這裡。

　　王玉年：你那麼喜歡紀錄片，有那麼追求現實和虛構的關系，為什麼不拍個紀錄片呢？

　　姜文：你怎麼知道我沒拍過，我拿手機拍了好多東西呢。但是紀錄片並不意味著等於現實，只是另外一種方式。

　　我看老紀錄片，這個東西不能當成真實，而用一種接近真實的方式來拍，但是你能看到當時麥浪的氣息，風的氣息，甚至車轍是什麼樣子的。我看30年代戰爭紀錄片，定格看看蔣介石和張學良那個衣服的質感是什麼樣的。我說他們的衣服為什麼那麼厚？后來我發現，當然當時的紡織工藝差點，可能會織得比較厚。第二，扣子為什麼顯得比現在的扣子大？

　　其實大部分情況下是因為人矮，這個扣子可能沒多大變化。同樣的料子給一米八(的人)做，同樣的扣子給一米四(的人)做，這料子就顯得厚，厚了就顯得大。

　　還有美國吉普，電影裡美國人開著都很帥的，我往上一坐，腿真沒地擱。包括我買40年代美軍軍裝，我穿不進去。就那個時候的高個不多，你看那槍沒變化，你看那照片，槍比那日本兵腦袋還高，這個有意思。我到德國看他們的展覽，那帽子咱們戴其實都小。你可以想象，二戰實際上是一幫矮子在打仗，這個是有意思的。

　　如果我拍古裝片，我覺得都得找30歲左右或者30歲以下的人演，就15、16到30之間。因為那個時候，人活七十古來稀，那是幻想，很多人都40多歲就死了。沒有老頭，35就是老頭，你得這麼拍一個電影，那才是古代。但我這麼拍人家又看不懂了，什麼啊這是，這麼年輕全是老頭？

　　可能在三國的時候就沒有我們想象的老頭，頭發還沒白呢，死了。營養又不好，缺醫少藥，怎麼可能活那麼長呢，對不對？所以那個時候人家說諸葛亮26、27歲，周瑜什麼30來歲，那都是中老年了，不是年輕人了。

(責編：王書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