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任建宇案能否撬动劳教制度改革

只要有劳教案引发关注，公众都希望这是最后一例。重庆彭水县村官任建宇被劳教时是如此，“来京探儿”母亲赵梅福被遣返回家劳教时也是如此。几天前，任建宇终于重获自由，重庆市劳教委撤销了对他的劳动教养决定，还承认当初的劳教决定“处理不当”。而赵梅福案由于其子“微博救母”正在舆论中猛烈发酵。此时此刻，那些曾感叹“任建宇获释，真好”的围观者无法觉得轻松，因为这种胜利带有个案色彩，也因为司法正义还没有完全抵达。

劳教是介于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的一种制度，它曾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近些年频遭公众诟病。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劳教处罚的依据比较宽泛，几乎已成为随意判罚的“口袋罪”，此其一；其二，劳教处罚认定无需经过公检法的平衡制约，基本处于无法监督的状态；其三，劳教制度易被地方政府扭曲滥用，异化成为打压访民和异议人士的工具。

劳教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劳教制度原本可以用来矫治社会“小恶”，但它在执行过程中一再变形走样，日益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从以往案例来看，劳动教养已成为社会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病瘤，既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又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已到了改革的临界点，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劳教制度应予以废止。

好在全社会对劳教制度改革已有共识。上个月初，《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正式对外发布，虽然备受关注的劳教制度改革未在白皮书中出现，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官方这一表态，是对劳教制度改革诉求的积极回应，让人看到了更多希望。

与所有改革一样，劳教制度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劳教曾被很多地方政府当作“维稳利器”，改革势必会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也必将遭遇不小的阻力，这正是劳教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我们都知道，改革落后于时代的劳教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增进公民的法治福利。

事实上，劳教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去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联合发布《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被列为劳教制度改革的首批试点地区。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从程序设定、权利救济等方面对现行劳教制度予以纠偏。我们有理由相信，改革试点工作势必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收容遣返中转站被殴致死，引发全民大讨论，最终为积弊重重的收容遣返制度画上了句号。如今人们谈论劳教制度的舆论情势，与当年激辩收容遣返制度存废之时如出一辙。我们希望，无论是“永州妈妈”唐慧获释，还是任建宇重获自由，都不仅仅只是个案式的胜利，而是撬动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支点；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当前紧迫形势有清醒认识，用稳妥有力的改革措施来回应百姓的期待。

（作者为著名媒体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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