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实名“举报”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张维庆等人【3】

五、张维庆领导的中国人口学会继续误导决策

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的预测一次次破产。面对强大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压力，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也知道难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了。他们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张维庆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正在研究之中，相关行动计划已经起草。他的方案是逐渐放开二胎，由目前的“双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改为“单独”（夫妇中一方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生二胎。张维庆说：“任何政策改进都应是渐进性的，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 [16]田雪原也提出“单独”生二胎的建议。

但是张维庆的建议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中国全国生育率约为1.7”。[17]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均证实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1.22、1.18，《中国统计年鉴-2012》也显示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而张维庆在2012年仍然大言不惭的说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7。要达到张维庆所说的1.7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36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中国有1/8人群不孕），4个生四孩，14个生三孩，26个生两孩，26个生一孩；136个孩子中16个（11.8%）的来自四孩家庭，42个（30.9%）来自三孩家庭，52个（38.2%）来自二孩家庭，26个（19.1%）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010年城市化已经为50.32%了，农村独生子女比例也不低，新生孩子中只有19.1%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根据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补偿性出生高峰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7。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说，计划生育政策还要继续实行，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必须控制生育率，韩国、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1、1.0，我们现在离得还很远呢！[18]他认为，将来即使放开二胎，对第三胎也会有管理。他说：“那种认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这样，那你还主张放开二胎干嘛？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19]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是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实际主导者，对中国人口数据十多年的乱局应该承担历史责任。2000年普查后他率先否定客观数据，以漏报为由修改生育率；2010年普查后，在“六普”之后他再次得出这样一个明显不符合逻辑的结论：“预计中国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 [20]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蔡昉继续将人口高利贷“论证”为人口红利，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论证”为刘易斯拐点。我在《大国空巢》和多篇文章中已经反驳了他人口红利理论、刘易斯拐点理论。他现在除了继续推销他的这些理论外，还认为调整生育政策“在可见的时间里，不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积极贡献”，以此动摇决策层调整人口政策的决心。[21]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不足。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以及其后的较高生育率（“造人”）相当于给经济装上了起搏器，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寝室用品、车床、玩具、游戏软件、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大大改善中国的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怎么可能“不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积极贡献”？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在《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中恐吓说，即便是全面放开二胎，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万，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22]

笔者在《放开二胎，不如停止计划生育》中驳斥了李建民的这一谬论。[23]北大的李建新、中国社科院的王广州等人口教授也不认同李建民等人的预测，他们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生育率不会超过2.0（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只会略高于全面放开二胎）。王广州在博客中说：“今天看了报告总和生育率4.4的出处，直觉认为该研究和研究结论差的码子不是一般的大。第一，堆积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释放干净，比如3－4年；第二，新增一孩育龄妇女不可能马上生育二孩。这就是所谓总和生育率法的缺陷，分母是不区分妇女的孩次结构的。所以，时期生育率指标已经不反映客观实际，已经失去测量的意义。” [24]王广州推算，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生育率均值分别为1.93、1.88、1.87、1.82、1.8，0岁人口均值分别为1954万、1905万、1881万、1823万、1789万。[25]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只会略高于全面放开二胎。李建新认为：“惯性思维下，我们都大大低估了生育率‘不反弹’的风险”，“但凡有人口学知识和正视我国人口现实的学者，都会对放开二孩生育率反弹超过4.4的预测心生质疑。但是《中国发展报告2011/12》居然就用了这背离中国现实的预测方案作为预警选项，这是严重的误导。也许决策者看到这结果后却又裹足不前了，再一次延误了纠错的良机。”

六、人口政策调整要师出有名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口政策调整要师出有名。张维庆、李建民、田雪原、蔡昉等人的各种渐放二胎方案的“学术理由”（比如认为现在生育率还有1.7，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会上升到4.4）根本站不住脚，他们的建议是名不正、言不顺。但是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用虚假的数据进行“人口恐吓”，然后像城狐社鼠一样躲在“政治装甲车”里，紧紧掐住“政策连续性”这一政治“七寸”，判断决策层会投鼠忌器。

“政策连续性”不是名正言顺的理由。人命关天的事情是不可能“政策连续”的。当年“大跃进”没有因为“政策连续”而平稳过渡。2003年SARS爆发，最开始是贪图“政策连续”而掩盖真相，很快呈燎原之势；后面王岐山这个“救火队长”临危上阵，一举扑灭SARS，尽收民望。

人口政策调整需要有学理依据。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2左右，说明中国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的时机。停止计划生育后，既不会出现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今后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网络民意在2006年就已经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知识精英在2010年后也达成了停止计划生育的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在必行、名正言顺。

2012年11月2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财经》年会上表示，[26]“我们现在维稳是这套，反正你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儿，怎么不能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还问我吗？自己想办法去。……我把它叫做‘作恶授权’。……为了达到我的目标，你可以不择手段。……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的运作模式。”

孙教授认为 “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都没有。什么办法？拦腰一刀切断，……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轻装上阵，不留后患。……越及早切割越主动，越晚越被动。而且如果拖下去，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一个问题。……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于这一点，有的问题真的解决不了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意思一下，有的人说不定还会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是我觉得，问题泪水涟涟可能涟涟不了几年了，5-10年到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时候他都泪水涟涟都不泪水涟涟了，那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

我非常认同孙教授这一观点，人口政策要勇于切割。几乎所有人（包括国家领导人）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废除？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李克强任组长）宣布了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过去十多年的预测全部破产，他们已经毫无学术信用可言，没有资格再插手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当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已经做好了脚底抹油的准备，比如，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田雪原认为他们早在1980年就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30年，是国家领导人没有严格遵照他们当初的设想在2010年及时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张维庆、蔡昉、李建民等人宣传说，国家领导人连他们所提的渐放二胎的建议都不接受，就更加不会停止计划生育了，因此人口政策迟迟不动责任不在他们，而在国家领导层。经过这种舆论炒作，久旱盼雨的人们还真将张维庆、田雪原、李建民这些“阎王”当成了“送子观音”。在“政策连续性”的掩护下，当事人（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华丽转身（杀害楚怀王的英布成为汉初大将）；受害者（新决策层）反而需要承担历史责任（项羽替英布承担杀害楚怀王的罪责），全盘接受计划生育这一政治包袱。

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还没有“浸水”，还拖得动。但是今后四亿老人老无所养，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人口总数有上亿对不上数，“水淋淋”的政治包袱将拖垮一切！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应该采纳孙立平教授的建议，主动切割，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撤消计生委、解散人口学。这是舍车保帅的最后台阶。最后的台阶还不下，今后只能跳崖了，将非常被动，无法向历史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