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反腐，中国急需进入“进步时代”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的署名文章，称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迅即盯上腐败官员，其态度与改变美国走向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相差无几。文章引述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在两国人均收入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7500美元时(中国2009年，美国1928年)，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

　　温故而知新。19世纪末，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中“超英赶法”，既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了大国崛起，也在其间遭遇到社会诚信缺失、政府公信丧失的空前危机。美国社会在这个由格兰特、海斯、克利夫兰等平庸总统执政的经济起飞期，罹患贫富分化、贪贿横行的“工业文明综合症”30余年。为区别于全面进步的黄金时代，马克·吐温将其命名为“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的美国腐败至少有两大鲜明特征。其一，社会舆论关注度极高。每天的报纸、杂志充斥着负面报道。其二，腐败泛化蔓延度极高。由此，走出腐败高发期，对社会转型积弊施以救济和修正，成了关乎美国国运的大考验。

　　1901年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国家重组获得顶层设计新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上升至联邦层面。老罗斯福立足共和党党内改革发起自上而下的新政，打出四记重拳：一是反托拉斯，禁止“强盗大亨”肆意攫夺社会财富；二是推行预算改革，以预算民主重塑政府形象；三是引导舆论监督，通过黑幕揭发和媒体力量推动进步改革成为全国潮流；四是加强社会治理和改革立法，把解决食品药品安全、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作为优先选项，以治理社会领域腐败、缩小贫富差距等实效来收复民众对国家的信心。

　　1902年，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威胁城市取暖燃料供应。最终，老罗斯福在白宫进行调解，结果是工人加薪10%并将每日工时从10小时缩至9小时，首度使政府在大规模劳资冲突中不站在资方立场。作为引领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顶层治理者，“罗斯福奠定了公共利益优先于财产权原则”，他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被正视。毋庸讳言，如果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太过激进，可能引发的反而是极化动荡而非理性建设。

　　英美等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腐败高发期不期而遇。但统治集团通过顶层变革和自我救济应对“大发展+大腐败”问题，实现了国家危机的软着陆。比如，英国19世纪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城市规划法”和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国家。有效的顶层治理成为提高执政合法性的前提。

　　回顾历史，人们很难不与中国做对比和联想。对大国而言，腐败治理的顶层变革路径尤为重要。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桑德认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美国进步时代所呈现出的问题和中国现代问题极为相似。她的建议是：“中国需要一个国家驱动的进步时代”。

　　权力透支导致的腐败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能做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治理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双保险”，负责任、有作为地把它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日前，中央政治局就作风建设提出“新八条”，其治理效能值得期待。(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