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未来十年的文化，诠释中国话语【3】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王义桅(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谈到文化崛起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讲文化崛起的时候内外反差非常大，老百姓觉得我们文化在堕落，但老外感受到中国的文明崛起。如何消弭内外感知反差？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取得像与中国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超越传统地域型、农耕型和内陆型，为“全球中国”崛起服务？换言之，中国要通过自身文明转型引领人类文明转型，才能确立领导性国家的地位。

　　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需要世界梦。现在满世界都是美国那套普世价值和治理方式。世界需要另外一种选择。在提到“中国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现在大家都在做“美国梦”，这很危险。美国霸权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就是中国的美国化，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美国化，人人都想住大房子、坐大车子。世界上除了美国梦外还有欧洲梦。与其做别人的梦还不如做自己的梦。同时，中国也需要做世界梦。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汪晖：今天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政治领域的政党国家化，第二个是政府公司化，第三个是媒体政党化。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即政治议题往往由媒体设定。但这种设定常常会随着市场需求和媒体自身利益产生不断变动。这种变动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大。因为它会鼓励政客媒体化，也越来越鼓励知识分子政客化，他们都不再是从持续的、比较清晰的政治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出发，而是机会主义的短暂表演。通常来说，媒体背后的经济力量很大。现在一个趋势是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在衰落，知识分子文化只有变成了媒体才能活跃，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真正的思想文化空间，而不是现在大家嘲讽的公知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比较严峻的课题。

　　韩震：我觉得知识分子必须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嘴里说着要有理想信念，但心里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信念；我们谈社会主义，却不知道社会主义追求什么；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不研究。我觉得现在之所以中国话语

　　不被接受，不被外国人理解，就在于我们没有目标，只是在那里说而已。

　　陆建德：我们要跳出一些简单的概念划分。比如民主或言论自由，两者都不能脱离历史来谈。我们更要看到每个社会有怎样的说话前提，言论与法律或法制是什么关系。如果说话完全不顾现有法律，那就有问题了。故意打所谓政治牌的表述本身显得比较幼稚。我希望我们以后表述能更丰富，但要防止一种过分政治化的陷阱，从莫言得奖转到言论自由就是一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批评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认为后者的《1984》这部小说把一切东西贬低为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一旦我们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我们更会看到事物的复杂性，社会就可能稍微变得平和，这样我们最终会建立起比较好的共同体。

　　宋荣华：我觉得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化的现实性，文化要接地气，也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人家可能听不懂，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很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故事、经验和教训整理成文化产品？中国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与邻国通过谈判，和平、妥善地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其中有很多美妙的故事，不正是可以证明中国是多么的爱好和平吗？但是这些方面的可读物太少了。此外，文化还要具备时尚性和大众性，才能让人家乐于去接受这种文化。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才能解决好走出去的问题。(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五议题“未来十年的文化崛起：诠释中国话语”由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