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在“和谐中国”、“幸福中国”、“美丽中国”的提法之后，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又新出炉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诉求。

平心而论，和谐、幸福、美丽、平安、法治等等，民众莫不心向往之。这些响亮而美好的名词，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要达至和谐，离不开法治；建设法治，正是为了和谐、幸福与平安。美丽中国，也不能仅有自然生态之美，更应有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社会生态之美。

“五个中国”，前四个均可视为目标，而“法治中国”则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对于执政者来说，关键不在于把前四个中国喊得有多响，而在于对“法治中国”的践行有多真。

对中国而言，法治是个西洋舶来品。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找不到法治的种子，有的只是法制工具主义这个“刀把子”。在皇权专制时代，有君权无民权，有臣民无公民，有人治无法治。所以特权横行，权利不彰，民众饱受奴役。正是基于臣民心态，古人才会将治国希望一味寄托于明君贤臣，到头来却总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在近代中国，法治作为人治的替代方式，开始进入“试验期”，一路走来，几经反复更张，几多彷徨退却。谓之“饱经风雨，坎坷曲折”丝毫也不为过。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官员固执地将法治理解为“刑法之治”。在他们眼里，法治就是用刑治人。很多明滋暗长的官场陋习均与此有关，比如，对待民众的批评与监督，“老是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老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一些地方官员行事如此，地方民众焉能有和谐、幸福、美丽与平安？！

要建设和谐中国、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必先建设法治。要建设法治，必先规范和约束公权。依现行宪法的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权力的代行者，这种公权力，必须经由法律的授予。这就是法治的基本准则之一，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

从国家理论来说，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利并不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而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只能也必须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政府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它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幸福、美丽和平安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民众的福祉。

然而作为工具的公权，却是把双刃剑，既可护佑民众，亦可侵害民权。法治就是迄今为止能够防止公权凶猛的“最不坏的办法”，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官与权不可分。“官者，管也。”管则需权，有权则需设官。但权力又天然具有诱惑与腐蚀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权力滥用不能被法律所遏制，一切美好的目标都将是镜花水月。因此，必须用法治为权力划出边界，为权力定下规则，为权力套上“紧箍咒”。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有媒体调查显示，民众对十八大报告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句。这实则也寄托了民众对限制公权与反抗特权的期待。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法治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法律能不能限制公权，使之不能为恶。

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终难以落到实处，正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挠。

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仅凭执政者的道德勇气和个人担当是远远不够的。对权力的制约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更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当今中国，公众并不缺乏维权与护法的热情。所缺的，其实是制度化的监督管道和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道理还是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窑洞对”中的老话：“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既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谐中国、幸福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的必由之路。（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