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改革急需明确边界

　　最近，“改革”成为最热门的政治词汇。乍看，在媒体和学者中间对改革的谈论已经热火朝天，改革热在嘴上、热在面上。要宪政民主、要廉洁政府、要和谐社会，这些都是改革目标，而不是改革路径、设计。改革要从空谈落到实干上，必须触及一些实质问题，尤其是要在改革的边界和底线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共识，就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政治革命或政治暴动。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要涉及权力来源问题，还是以规范政府机关的权力使用为重点。权力来源问题是政治的核心，权力来源于谁就对谁负责、受谁监督。理论上，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现实中还远不是这样。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真正来源于普通选民，那么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一府两院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然而，涉及权力来源的改革是大动作、大改革，风险大，有可能翻船，但风险收益也可能大。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从权力来源的角度重新、彻底地洗牌，引起政治、社会大的动荡，至今可以说，这些国家已经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而民主稳定还遥遥无期。相比之下，把改革重点放在用好权力上，风险小、可预测性强，但也有可能收效小，可能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因此，我们需要判断涉及权力来源的改革是否在积极稳妥的范围内，以及能否凝聚全民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改革的边界。

　　第二，是继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是把社会公平摆在首位。这是时下中国社会出现所谓“左右之争”的根本分歧所在。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左右没有优劣之分，关键还是要判断在当下，一个时期的最迫切需求是什么。1949年前中国民众被“三座大山”压迫，社会公平需求占首位。而1978年后经济发展则成为迫切的全民诉求。但现在呢？“两者兼顾”的回答太简单，必须有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决定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国家资源调配之间的边界。

　　第三，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通过全民讨论来确定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以及顶层设计。这是一个涉及到改革步骤的问题，即改革是否要经过全民争论以达到共识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就是从意识形态的全民讨论开始的，结果却导致意识形态的混乱，继而导致苏联的解体。但我们同样也不会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民讨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理论上看，我们已经摸了30多年石头，各种问题应该清晰了。但事实上，对于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以及顶层设计的讨论，甚至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些争论，有可能会促进团结，也可能会分裂社会；有可能会积聚社会资源，也可能会浪费资源、空谈误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形成共识，就涉及到中国特色言论自由的边界。

　　凝聚基本共识，有赖于社会内部的互动，更需要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发出明确信号，有利于形成改革需要的共识。否则，民间、社会就会不断测试政府的底线和信号，引起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