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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2012年度最具价值的争议观点

2013年01月11日09:41    来源:海外网        字号:
摘要:争议事件:1.方韩之争;2.寒门难出贵子?3.重庆反思;4.是否需要新一轮经济刺激?5.未富先老,是否应延迟退休年龄?6.“劳教”制度存废?7.大国定力考验;8.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政治观”?9.莫言获奖;10.官员财产公示应先有条件赦免?

1.方韩之争

2012年初,方舟子指韩寒作品为他人代笔及团队包装,引发“倒韩派”与“挺韩派”激烈争论

当代中国批评理性再次觉醒

这次韩寒偶像被质疑而迅速破碎,开启的是当代中国批评理性的再次觉醒,预兆的是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理性启蒙将会重续。美国学者曾将网络视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这是“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网络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全民化,网络的文明和理性开发必将进入日程。这次“偶像韩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学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艰韧的质疑中破灭,就是一个中国网络文明进步的实证,而且它的意义是超越网络而辐射到全社会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不能打着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践踏私权

在没有署名权纠纷,也没有有力的相反证据时,外界对作家的诚信应该采取信任态度,即使有种种狐疑,也不应在缺乏明显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地刨根问底,否则,它必然会侵害作家应受保护的安静生活的权利。韩寒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再公共,也没有义务遭受这样的人格侵犯,不能打着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践踏私权。无证据的公开怀疑已是一种轻微的侵权,如果将无界限的侵权当作自由,那么每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2.寒门难出贵子?

2012年2月,《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一文被媒体以“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为题广泛报道,引来新一轮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风险

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爱思想网,2012年3月22日

流动之路被堵塞的说法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与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接近,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国家。当前热议的“寒门是否能出贵子”,源于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比越来越小,农村孩子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而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同时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某名校和江苏某省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从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煜,《文汇报》,2012年11月3日

3.重庆反思

2012年3月,王立军事件后重庆模式备受冲击,如何评判它的功过得失, 讨论至今仍未停息

文革行为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的教育内容。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公权力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显著例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经济观察报》,2012年3月16日

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

把重庆的做法全部否定,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重庆的发展是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很快,社会也很稳定。重庆模式对调整中国经济有推动意义,比如强调民生、强调政府加强市场干预、加强党政干部质素、还有促进农民进城等措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而唱红打黑作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在当时阶段上有合理性。在2011年,重庆模式开始误入歧途,整体出现往极左方向转向的情势,所以才有后来的突发事件。工作的过程中有左倾的思想因素,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建议要推行民主法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共识网,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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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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