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答中国三问【2】

　　我们怎么办？

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社会弊端，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强调个体的精神发展与为社会贡献的统一，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

鲁迅在一次和北京的大学生的谈话里，讲到“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因此，他劝告青年学生：“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作者注：《今春的两种感想》，收《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7卷）

鲁迅的这一告诫看似平易，并非高论，却是大有针对性。他曾批评当时的一些作家“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于是就陷入了“顾影自怜”。（作者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鲁迅全集》6卷）这大概是当时的时代病吧。——在我的感觉和观察里，当下的一些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恐怕也患有这样的“顾影自怜”病，或者还有点“顾影自恋”。这都是鲁迅说的“眼光收得极近”。

鲁迅在1920年代还向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呼吁：“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居住的。”（作者注：《杂感》，收《华盖集》，《鲁迅全集》3卷）在给许广平的信里，他又作了更明确的申说：“我看以前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作者注：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收《两地书》，《鲁迅全集》11卷）

鲁迅对青年的这些告诫，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目光放大，走出个人小圈子，关心“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二是不要把希望放在“过去”或“将来”，而要“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在我看来，鲁迅强调的这两点，对今天许多中国人和青年所关注的“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下面，我想就此作一些个人的发挥，不一定恰当，仅供参考而已。

我曾经和青年志愿者讨论过我们这一代老理想主义者和他们这一代的新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点与区别。我说，理想主义者，就必须像鲁迅说的这样，不能只关心个人一己的悲欢，要放大眼光，关心社会的实际问题，对社会、国家，以至世界、人类都有所承担。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理想主义的青年，和我这一代人，以至鲁迅那一代人，都是有着继承关系的。

但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而我们所期待的“将来”，又是一个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是具有彼岸性的，我们却试图用专政的强制手段在此岸实现，就走到了理想的反面。

我们这一代人也重视“现在”的奋斗，但却强调“现在”必须无条件地为“将来”牺牲。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固然可嘉，但在社会实践中却很容易被利用，带来很大弊端，甚至造成了灾难。

今天的年轻人在坚持和发扬前辈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强烈的人文关怀、底层关怀、承担意识、献身精神等等的同时，也还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再追求用暴力的革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社会弊端，而是提倡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逐步推进的变革；二是不把实现理想的希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而是要把理想的实现变成“现在”的实践；三是不把“献身精神”理解为无条件地牺牲个人，而是强调个体的精神发展与为社会贡献的统一，是为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而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寻求、实现人生意义和享受快乐。

为此，我将鲁迅所说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释，并借鉴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存在革命”的理论，提出了“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思想。

在有关文章里，有详尽的解说，这里仅说其要点。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或个人，或集合志同道合者，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当许多人奉行个人中心主义，我们这群人却尝试“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伦理；当人们沉湎于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我们尝试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裕”的新生活；当整体的教育失去了意义，我们在自己的课堂里努力创造有意义的教育；当学术越来越体制化、知识化，我们则进行一项项独立的有人文关怀的研究，等等。

这里包含了几个理念。其一，不直接和现有框架和体制对抗，而是在现有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教育”、“第二学术”，以至“第二政治”。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退让，其实是着眼于社会基层的基础性的变革，这样的基础变革，是更为根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层建筑不变也得变。

其二，从“现在”开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执着现在”：从当下的每一个教学活动、教育细节，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每一个志愿者活动做起。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更要创造美好的今天，美好的现在，从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好事、实事里获得意义和快乐。

其三，从“下面”开始，也就是鲁迅说的“执着地上”。变革的起点，在权力之外的社会底层，在我们自己，在和自己一样的独立的人，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这是一种“草根变革”，其意义就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来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救自己”！

其四，着眼于“行动”，这和鲁迅主张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也是相通的。这就意味着，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不空谈，不怨天尤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同时，又要“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形成群体的行动。而且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把事情做好，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与己与人有利的好事，凝聚成一种社会力量。这是一种静悄悄的存在变革，通过一个个教育存在、学术存在、社会存在、政治存在的基础变革，为以后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创造条件。

当然，这样的立足于底层和自己的变革，又是有极大的限度的，它其实是一种充分认识自己无法改变全局的前提下的努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中国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与“自下而上的变革”合力的结果，单靠下面的改革，仅限于个人和小群体的改革，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既提倡静悄悄的变革，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