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精英读托克维尔不如读周有光

在“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暨周有光先生108岁”座谈会上的发：

我是接受周老先生思想启蒙中的一员，在周老众多弟子中我是小字辈。在座的98岁的于友先生称周老为他的老师，称我是他的同学。就与周老交谊、交流的时间来说，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谁比于友老更长的了。于友老比周老小10岁左右，我比周老小32岁，比于老小20岁多。于友老称我是他的同班同学，能当上周先生的弟子，荣莫大焉。

我是从读《百岁新稿》开始渐渐深入了解周先生的。2005年5月，周老当面赠书给我，在扉页上不但写了请我“指正”，而且还称为我“兄”，称我老伴为“姊”。我说：“周老，你不能这么题字的？”他却笑呵呵地答道，“我的生命要从81岁算起，这样的称呼没有错！”

2013年1月13日是他老人家“28岁”华诞了。周老一生有光，这28年更有光，简直是光彩夺目，光彩照人，光彩迷人！迷倒了一批批80、90岁的老干部和老年知识分子，也迷倒了海内外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周老的粉丝越多，中国越有希望！他对新启蒙的贡献，成就最大。他一生出版了43部著作，一半左右的著作是这28年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和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三部杂文集——《百岁新稿》（95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出版），将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

周老对世情和国情看得最透，他对中国需要走什么道路、需要采用怎样的制度文明和理论框架，了如指掌，最为自信；他对祖国的未来从来没有丝毫迷惘迟疑的观点，他是永远的乐天派。他十分阳光，又十分温文敦厚。他一身有骨气，又有灵气。他一生清寂自守，燃烧自己，把全身的“正能量”无保留地贡献于社会。他看问题、处理事情从不带情绪，他是一位100%的理性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永远只说他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什么“真话不全说”、“真话尽量说”，在他看来十分荒唐。在知识和理性的层面上，他把他该说的统统说了出来。当下，社会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在我看来，上上下下，东西南北，最最害人的，是不说真话、只说空话、大话、胡话，只说“吾主圣命”这类说假话的危机！也是公信力的危机，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怎样摆脱这样的“总危机”？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号召大家读周先生的书，学习周老说真话，做真人的精神。周先生在治学、立身、处世上，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学问上当然无法跟周先生相比，但在立身、处世上，在人格的境界上，差距更大！周先生是当代，也将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楷模。

说到读书，我想起了当下最畅销的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据说是一位髙层领导发出的号召。说实话，这部书虽然能起到“钟馗打鬼”的作用，但不容易弄通弄懂。我认为，与其请一位150多年前的、长眠于地下的洋人出来，听他讲述23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倒不如号召那些忙于顶层设计的政治精英们看看周先生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听听我们这一位“老而不朽”的当代“圣者”讲讲他所经历的从晚清、民国到当代的故事。周老先生的书，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现在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硕士、博士，弄通弄懂周老的思想，应该不在话下。顺便说一下，我真希望政治明星和高官们公务忙完不妨找几本周老的书看看，最好以“读周有光的书，做周有光的好学生”为荣。

说到周老的思想，我把他晚年所思考的心得，归纳为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虽然，我不知道周老的这个“三论”，是不是周老思想的精髓，但是，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精英们现在不是在探索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官民共识”、“朝野共识”吗？眼下，举什么旗帜的人都有，什么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新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的，甚至主张恢复帝制的……不一而足。2012年11月1日，周老再一次指出：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又说：“建设国家要走正道，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他说的话充满活力。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无论开右灯向左转还是开左灯向右转，早晚还要翻车，因为正道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三条路可通往彼岸。我还认为，周老所谈的“正道”，在他的“一、二、三”论中表达很透彻，无论你同意、部分同意或根本不同意也好，它总还算是一份可供参考的重要文本吧。十八大文件中说，“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什么是“人类政治文明”？什么是“有益成果”？怎么借鉴？周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只要走出陈旧的意识形态牢笼，周先生的“一、二、三”论就能作为官民间凝聚“改革共识”的基础。还是听听这位百岁智慧老人的话吧！也许，大家觉得我太天真，那些政治精英们能听周老的话吗？不过，南方人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谈到启蒙，一些学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评价很髙。我把启蒙分成两个时段。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取代了启蒙。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就停顿下来了。到“文革”时逆转到走上了歪道。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很有意义，但它只是重新“启蒙”的序幕；虽然它对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发起了冲击，但强人政治只是转换了角色。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迷信与盲从依然故我。我的看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重新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开始了“新启蒙”、“再启蒙”。说它“新”，并不是说启蒙的宗旨与目标同“五四”时期有什么改变了。因此，周先生说，当政者总是不给“德先生”发护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唱“二人转”的，如果没有“德先生”撑腰，“赛先生”能走多远多快？能玩得转吗？周老还指出：从世界来看国家，中国思想家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摆脱不了神学思维和玄学思维。他强调社会科学一定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于天意或“圣谕”。因此，我以为，“新启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正如“五四运动”产生了上一次启蒙运动一样。

说它“新启蒙”、“再启蒙”，还有两个特点。“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运动，是针对传统的旧中国，主要摆脱封建主义的蒙昧；“新启蒙”、“再启蒙”，是针对1949年至今的蒙昧，这是一种赋有新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蒙昧。再则，“五四”时期投入启蒙运动的人，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下；而投入“新启蒙”、“再启蒙”的，不仅有像周先生那样的百岁老人，还有一大批著名、非著名或至今深藏于民间的九十、八十岁的老人，再加上一大群未经历“反右”、“文革”等65岁至50多岁的壮年和中青年文化人。他们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微博、推特、脸谱和互联网把他们拢在一起。这股力量是“五四”当年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周老主张“四大自由”之外还要争取加上“网络自由”。“五大自由”的目标比当年“五四”更为雄壮、深刻。

“新启蒙”将是一场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下也只是走了几步，思想上要做长期准备，恐怕还要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投入“新启蒙”的，是一大群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群体，周老是这一群体中最年长的一位尖兵，深受大家景仰。在座的许多老先生和有良知的中青年学者也是“新启蒙”的主力军，我也有幸受到他们的开导，开始摆脱蒙昧。我自幼受苏共党史和“战无不胜”的思想的熏陶，一直受到神学和玄学的捉弄。但研读了周先生的和各位先知者的作品，才真正懂得了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意义，灵魂得到了洗涤。启蒙也好，“新启蒙”也好，在我看来，依然是请不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访问中国的老问题。“德先生”的护照总是很难批下来，管你说他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总而言之，他仍然是“麻烦的东西”！

为什么说“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里不再以“姓资”、“姓社”划线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变化。邓小平曾对来访的非洲客人说：“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将来“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姓资”、“姓社”的问题依然是禁区。现在，有人动不动就以声讨“普世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名，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放厥词。有些人还自以为是“最高殿堂”、“智囊团”和“智识库”的掌门人，将留名青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几件往事。当年有人声讨普世价值观时，我曾经请求周老出面写一篇驳斥此类谬论的文章。他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是个常识问题，这些道理在我的书里都讲清楚了，我不会再写什么了”。我说：“难道就让这些人一直胡说下去吗？”周先生：“你难道以为，他们的文章真能有多少人信服？且看他们将来如何收场。”

周老还多次让我解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我也弄不清楚。后来，有一位要员提出一个24个字的方案：“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列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好一个“马列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篇歪文被多处转登。我托人转呈周先生，并说这篇“一锅煮”的文章，是创新版的“中体西用”说，值得一览。当晚周先生拨通我家的电话，亲口对我说：“你说的‘一锅煮’真有意思，真是荒唐透顶……”然后一串咯咯咯的笑声。这是我多年来头一回在电话中听到他老人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