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死在体制内”不应是现实版的中国梦

1月10日，广州200多名环卫工人来到中山七路与荔湾路交界处路段，要求加薪并讨要欠薪。事情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广州市荔湾区表示，已全力引导好环卫工人合理表达诉求，将继续加大协调力度，尽快解决环卫工人的合理诉求。(《人民日报》1月14日)

而记者采访了解到，广州市环卫工人月薪普遍只有1000元出头。对于过低的工资，环卫工人停工抗议屡有发生，而环卫工人社会地位低、工资福利低、生活待遇低等“三低”状况一直得不到实质性改善，还有个别承包公司一味追求利润无视法律，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肆意侵害工人利益。

就在广州市环卫工人为1000多元工资停工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市则刚刚举行完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人员培训结业式，448名面向全国招聘的事业编制环卫工人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其中还有7名是研究生学历。“研究生当环卫工”的新闻也立刻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同样是环卫工作，前者为收入过低停工抗议，后者却为了一个岗位挤破头皮。一名考环卫工落榜的硕士生一语道破天机，有编制就有户口，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编制为何有这么大的魔力，让敢想敢干的青年人景象折腰？究其原因，不仅因为编制意味着保障、稳定和户口，还意味着“在工作三年后，如果管理岗位出现空缺，将有可能调整到管理岗位”。在这些“诱惑”面前，尽管收入不高，工作也缺乏挑战，但相对于“没有安全感”的打工，总还是要好一些。

而没有编制又会怎样呢？抽烟罚款20、清扫的路面有杂物罚款20、迟到罚款20、想开除随时就开除……在环卫老人看来，如此苛刻的管理内容“这些‘分配’过来的肯定不会遇到”。他们肯定也不会像江西九江市80岁老婆婆吴美珍那样，在环卫工岗位上工作43年，如今还是只拿600块工资的临时工。

近几年，进入编制内悄然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首选目标。有统计显示，自2009年以后，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都超过100万人，2013年报考人数更是达到156万人之多，而在1994年至2000年的6年里，全国累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不过4万余人。除了进入公务员队伍，能进入央企和事业单位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上佳选择。

其实，体制内外本无好坏之分，“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但现实却总是骨感的，附着在编制上的收入和隐性福利巨大之大，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争相搭上体制的末班车，成为事业单位的老人。这不仅是体制惰性与年轻人稳定感需求的契合，也是社会转型期社会惰性的普遍反应。

一边是环卫工为薪酬问题集体停工，一边为能当上有编制环卫工不惜放低身段。两件事件放在一起，仿佛是个隐喻，一方面是市场失灵情况下，弱势群众利益被大肆剥夺；另一方面是改革意识消退，年轻人纷纷进入体制以求安稳。而放眼望去，这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就中国来说，如果把转型中的中国比喻成一条风浪中的大船的话，前者让船原地打转，后者则会让这条大船动力不足。而让我国走出发展陷阱，这两个问题自然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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