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农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体状态解构【2】

二、留守妇女

“老婆、孩子、热炕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是构成中国农村家庭幸福生活的核心元素，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仅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名存实亡。

近现代以来，中国家庭曾遭受过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西风东渐，欧风美雨袭华夏，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力图冲破传统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旧式家庭的不满。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文革时期。由于狂热的政治影响，亲情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严重破坏。夫妻、父子、兄弟姊妹等反目、决绝的情况波及上亿家庭。第三次大的冲击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打工潮的出现。中国农民工的家庭基本上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当前，在第三次冲击下形成的“体制性寡妇”将近5000万。她们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家务、农活一肩挑，生活压力大，劳动强度高，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未老先衰；由于男人不在家，留守妇女普遍缺少安全感。她们既担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也担心疾病、灾祸等突发事件的发生，还担心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抛妻弃子当“陈世美”。据2011年4月18日《新京报》报道，中部某省一名农民在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十分明确：留守妇女；此外，由于长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留守妇女要忍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古代《诗经》和“后宫”里的“怨妇”是因为宗法；“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中的“怨妇”是因为战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怨妇”是因为理想，当下农村“怨妇”则是因为无奈。留守妇女的痛可以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匡城乡37岁的农妇朱冬梅创作的《新娘歌》来概括。此歌荣获2010年中国十大网络新民谣称号，歌词写道：“月儿弯弯照新房，十家新房九家荒。新郎打工去城市，留下新娘守空床。新娘新娘在家忙，家里家外挑大梁。下田学开农用车，回家又养猪和羊。汗水湿了新衣裳，日头晒黑俏面庞。新郎新郎怎么样，莫忘家中苦新娘。在外莫与人争强，更莫贪恋野花香。只愿平安早回转，夫妻一起奔小康。”情切切，意惶惶，凄凄惨惨戚戚，读之催人泪下。由于缺少沟通、交流，夫妻双方容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逐渐产生差距，出现感情“隔离带”，引发矛盾，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现在，在道德观念原本极为保守的乡土社会，婚外男女关系已不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话题。

三、留守儿童

儿孙绕膝，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一；养儿育女，这是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抚养未成年子女，这是《宪法》对父母规定的义务。然而，随着农民工的外出，这些合情、合理、合法的基本伦理近乎土崩瓦解，现实中，不少农村儿童生活上缺少照顾，行为上缺少管教，学习上缺少辅导，思想上缺少教育，安全上缺少保障。据统计，2011年被称为“时代孤儿”的农村留守儿童有5800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占全国人口数的4%。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妈妈隔离开来，再放置两个“假妈妈”，一个是用硬邦邦的钢丝做成，身上装有奶瓶，另一个是用软绵绵的绒布做成，没有奶瓶。结果，小猕猴全都依偎在“绒布妈”身边。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幼儿对温暖的需求超过了食物。当实验人员把这些猕猴与从小和“真妈妈”一起长大的猕猴放在一起发现，缺少母爱的猕猴冷漠得多、残酷得多。猕猴与人类基因的相似度达到94%，这个实验足以说明，对儿童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本身。

现实生活中，大多外出的农民工父母，一年到头只是定期寄些钱给孩子，本人很少回来探望，媒体报道，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务工，到2010年的12年时间内，仅在2002年回家一趟，2008年儿子来上海看望父母时，他们竟然认错了儿子。这种情境正是古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新时代的翻版。长期与孩子隔膜，根本谈不上心理的沟通，更谈不上情感的融合。孩子不认识父母的事在这一群体中占有不小的比例。亲情缺失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发育、人格养成造成严重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孤独、紧张、失落、焦虑等心理问题，生活和卫生习惯差，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据四川省仁寿县教育局调查，部分留守孩子因感觉“生活没意思”，曾表示出“想轻生”的念头。2010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由于长期远离父母，三成以上的孩子出现心理卫生问题。再加上教育缺位造成留守孩子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大部分留守孩子在家由祖辈看管，年迈的老人无论在精力还是能力上都无法适应管教孩子的要求，而学校对每个孩子的关注也十分有限，与家庭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从而形成管理上的真空。这对留守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相当一部分孩子缺乏是非、善恶观念。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孩子甚至已经成了“差生”、“问题孩子”、“不良青少年”的代名词。据来自福建省一些地方派出所的数据，在因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等不轨行为被送到派出所的孩子中，有60％都是留守孩子。

另外，由于缺少监管，农村留守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儿童群体中，第一位是流动儿童，第二位是留守儿童。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各种悲剧事件不胜枚举，如2008年7月湖南省涟源县遭遇一场特大洪灾，12名儿童死亡，其中11名是留守儿童；2009年11月，广西贺州鞭炮黑作坊爆炸，11名被哄骗来的留守儿童受伤；扶风县5名小学生相约自杀，其中4名是留守儿童，2012年宜春市一个偏僻的乡村5名留守儿童溺亡，全村找不到一个年轻人施救。

“少年强则国强”，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在缺失亲情和教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凭什么强起来，又拿什么赢得未来？这些本应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主力军的一代，却因从小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渐渐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成为农村新隐患。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要留在农村以务农为生，这样的素质是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的；一部分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继续其父辈们的打工生涯，素质低下、纪律涣散、行为不良、自私冷漠、忧郁多疑、以自我为中心等“留守综合症”会被一并带到城市，进而成为城市新隐患。今天，农村留守孩子问题，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演变成了社会问题，还会继续从农村问题演变成城市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在城里打工无力养活子女，只好把他们交给乡下的爷爷奶奶带。当农民工在城市连生产“小农民工”的能力都没有时，“以人为本”精神在我们高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稀缺，便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