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农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体状态解构

中国农民工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群，而以农民工为核心衍生出的六大群体正越来越清晰地走进人们的视野。这六个群体四个在农村，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后打工群体；两个在城市，即小漂族、老漂族。农民工加上这六大群体几乎占到中国总人口的半数，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自然界的天幕上最引人注目的星群是北斗七星，现实生活中，这七大群体引人注目的程度犹如中国天幕上的北斗七星。不同的是，自然界天幕上北斗七星闪烁的是为人指路之光，而这七大群体发出的却是一个个求助信号。

一、农民工

对于农民工的概念，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六个最”作了描述性的概括：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群，在最短的时间内，涌入最没有准备的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以最低廉的成本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这就是中国农民工。

其实，农民工是与城市相伴而生的，有了城市就开始有了农民工，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称呼而已。在氏族社会时期，部落出于“自守”的需要，筑垣为“城”， 随着氏族社会向家族社会转变，不同家族之间有了“抱布贸丝”式的物物交换，“市”作为“买卖之所”应运而生，“城”与“市”的结合便生成了“城市”。在城市“拉力”和乡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农民开始从乡村进入城市经商务工，这便是最早的农民工。

当下中国的农民工，与历史上的农民工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工相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后者属自然生长，前者是人为生成。在唐代以前，城市的管理一般实行的是城坊制，那时的农民想成为市民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到了宋代城坊制改为了街巷制，城门大开，城市得到空前发展，汴京有上百万人口，成为世界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城市，农民进城想成为市民已经变得十分容易了。这种城市的自由发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挡住了他们梦想，城乡壁垒分明，它与生俱来，世代沿袭，不可逾越。到80年代中期之前，农民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出门要获得生产队的批准，要带上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证明信函，即便这几关你都过了，还有一关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不论谁走到哪里，吃饭得给粮票，而粮票只有吃商品粮户口的人才有，农民没有获取的资格。几级证明信和粮票把农民拴死在自己家门口。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的丰实和户籍管制的松动，农民才被允许自带口粮到城里走一走，随后兴起的民工潮，彻底冲开城门，农民才有了自由的出入资格。但他们只可以在日思夜盼的那个繁华世界里出卖活劳动，想成为真正的市民，至今仍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大小障碍。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一亿多人外出打工，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其主要特点，一是流动方式以个体流动为常态。农民工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经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举家迁徙的很少。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仅占四分之一。二是流动时间长。农民工在外以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基本上是常年不归，时间较短的也长达几个月，有的甚至十几年都不回家。三是流动空间广。农民工无处不在，只要有用工需求的地方，就有农民工的身影，其足迹遍布全中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要能挣钱，他们可以奔波到任何一个地方，干任何一种能干的工作。四是期待父辈成为“末代农民”。纵观农民工的追求，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物质追求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挣到钱什么苦都能吃；第二阶段，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并重，不光能挣到钱，还要有说得过去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第三阶段已经上升到理想层面的追求，那就是千方百计甩掉那顶农民帽，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最好是让父辈当“末代农民”，顶不济也要让自己当“末代农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三感”。一是归属感，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二是尊严感，解决“我像谁”的问题；三是幸福感，解决“我比谁”的问题。

归属感是农民工的认同追求。是农民还是市民，这个问题是农民工最想搞清楚的问题。今天的农民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个“四不像”，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是工人又不是工人，是市民又不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连一个“官方”的称谓都没有，坊间绰号五花八门。一首诗叫《打工者的名字》，诗中这样写道：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永久宪法名公民/家庭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边界的模糊导致农民工找不到一丁点的归属感。从内心，他们想把自己归为“市民”，但现实，依然是“农民”，“农民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难以甩掉。

尊严感是农民工的融入追求。农民工早已远离了田地，过上了城里的生活，特别对于那些努力打拼的农民工来说，已经和城里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喝咖啡了，从穿着、说话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跟城里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但始终只是“像”而已，一说到户籍便矮人三分。现在的农民工在乎的是工作是否体面、发展是否长远、活得是否有尊严。有人通过对《北京青年报》1992年到2004年之间关于农民工报道的分析发现，70%以上都是表现农民工不健康的、愚昧的、令人讨厌的、给人以不安全感的。这是社会畸形的二元心态最直接的折射。在一个不懂得尊重的城市里，农民工没有任何尊严可言。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表达出对那些建筑工人的尊敬，值得我们每一位城里人反思。

幸福感是农民工的生活追求。幸福是一种精神体验，是一种生活感受。传统农民工只顾拼命挣钱，他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农村那个家，他们“进城”大多是为了“出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则是为了“入城”，为了成为真正的市民。传统农民工只知道“低头拉车”，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任劳任怨；新生代农民工则喜欢“抬头看路”，“旅游式务工”现象十分突出，“短工化”已成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09次，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反而不如老一代农民工，2011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老一代农民工喜欢纵向比，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出来打工，分明操着“卖白粉”的心，得到“卖白菜”的钱，却无怨无悔，因为支撑“血汗工厂”的背后有一个更差的“血汗农场”，所以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能忍。前几年，一位背砖上楼的农民工写道：“步履匆匆汗满肩，风吹背篓正冬天。高楼白领曾知否，十块砖头一角钱”。尽管如此，他依然默默挺着；新生代农民工喜欢横向比，跟周围的人比，当发现自己跟城里人长得没什么两样，而得到的待遇和享受的权利却有云泥之别时，他们已不再忍耐。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的条件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就是一位“二代农民工”。2011 年6月，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广东潮州和增城就发生了两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事件。

很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关心福利，更关心权利；不仅关心民生，更关心民权。他们的追求已经由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上升到理想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