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农民工及其六大衍生群体状态解构【4】

六、小漂族

调查显示，当下有些年轻夫妇进城打工并非只为挣钱，第一追求是陪孩子在城里读书，只要能在条件比乡村好的城里找到一张书桌，他们就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但为了稳住这张书桌，他们不得不四处想方设法谋到生存之所，孩子只能随着他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有时为了谋生，又不得不迁往他处，孩子也必须随迁异地，再寻学校。

当城里人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却在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和老家接受教育基本各占一半。农村的学校，老师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少，但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当紧缺，相比之下，如此多的“小漂族”进城读书，城里哪所学校能容得下他们的书桌？古代有“孟母三迁”，今天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孟子妈”，所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环境；后者是被动的，只为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地方。即使上了学，面临高考，小漂族还得回到老家考试，不允许与城里的学生同场竞技。报载，湖北仙桃的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与工地总工聊天，发现两人同是198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而农民工比总工的分数还高出50分，却因为湖北户口没能录取。如今他只能给比分数还低50分的总工打工。

2004年动漫领域有一幅最引人深思的图片，一个趴在母亲背上睡觉的孩子，而他的母亲正弯腰为一个有钱人的孩子擦皮鞋。可以想象，一个有钱将接受良好的教育，一个没钱只能为生计奔波，这两个孩子在未来生活中如何和谐相处？

七、老漂族

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或照顾孩子读书，一些青年农民工把父母接到城里同住。表面上看进了城，甩脱了繁重的农活，又能跟自己的孩子、孙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无限惆怅、孤独。对于中国而言，人生对故乡的情感纠结可以用两个“真好”概括：年轻时，终于走出故乡，真好！老年时，终于回到故乡，真好！而这些长期生活在故乡的老人，晚年却不得不远离故乡，四处飘零，他们的心灵失去了安放的场所。

首先普遍面临的是居住的问题。高房价的城市催生出人群结构的居住地的变化，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内环都是说外语的，中环都是说普通话的，外环全是说上海话的。农民工买不起房，只能见缝插针，在城里寻找环境最差的地方，聚乡而居，形成“河南村”、“安徽村”等“城市里的村庄”。在城中村里，缺乏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到处是低矮的简易建筑，天上电线、电话线密布如蛛网，地上是污水横流，无处下脚，屋里是潮湿发霉的污浊空气。这里大多祖孙三代同住一屋，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冬冷夏热，蚊蝇遍地。他们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低度现代化的生活，有的连电风扇、电视机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都缺乏。另外，从农村一下子进入城市，城里的一切对他们都是陌生的，不少老人电器不会用，电话不会打，马路不敢过，外出之后找不到家。生活方式也跟不上趟，以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可以随地吐痰，甚至在自己的庄稼地里可以随地大小便，无拘无束，现在连大声说话都要受到限制。特别是情感交流缺失，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生人社会，举目无亲，老人想找个人拉拉家常唠唠嗑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了每天看护一下读书的孙子，再也没有其他活动，更谈不上娱乐生活，成为漂落在繁华都市里茫茫人海中的“鲁滨逊”。

城市化把最容易资本化的人群都拉进城市，让最难以资本化的人群都留在农村，但是由此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却遍布城乡，而且越积越深。了解这七大群体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质量，提升发展能力，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关键。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解决，铲除二元制度、消解二元思维、清理二元文化都需要假以时日。当务之急，应在四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应大力推进农民工流动家庭化。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细胞功能退化或发生病变坏死，社会的肌体必然大受影响。就中国的情势看，农民工的存在不是三代、五代人的问题，很可能是更长时间的延续。因此，只有以家庭为流动单元，才能修复家庭这个社会基础细胞，从而促进社会肌体的健康发育，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从长远看，不以家庭为单元的流动不是合理的流动；不以家庭为单元的迁徙不是稳定的迁徙；不以家庭为单元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一要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在考虑廉租房问题上不仅要针对城里低收入人群，同时也要将进城农民工纳入视野。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尽量提供更多夫妻共事的机会，有些地方的企业开设夫妻房的做法也值得借鉴。还有就是促进社会上的空房流转，城市空置房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全国660多个大中城市加上2000多个县城究竟有多少空置房难以估算，可利用的空间十分巨大。二是为农民工子女上学提供充分条件。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城市更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读书。今天多放一张书桌，明天就可能少建一座监狱。三是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有关调查显示，目前“五险一金”在农民工中的落实比例不足三成，这是农民工难以举家流动的重要障碍，应大力推进“五险一金”的缴纳，为农民工落户系上安全带，让农民工多些安全感。

二应大力推进社会建设。西方一些城市不管经历什么风雨都没有走向衰败，根本的原因，城市的肌体有两大内核在支撑。纵向的是以宗教信仰凝聚人心，横向的是以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提升归属感。相比之下，中国“主义”不少“社会”很少，目前社会组织才万分之二点多，法国差不多是中国的100倍，每一个人都有多个属于自己的组织。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让家庭的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比如，扩大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规模，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效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和计生组织作用，开展留守家庭生产互助等类的活动，帮助留守妇女和老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建立乡镇一级的含有心理门诊、法律援助、文娱中心在内的留守服务中心，等等。二是在农民工集中地建立各类农民工组织，或吸收农民工加入城市中的各类民间组织，让他们找到归属感。三是完善城市社会服务，城市各类群团组织都应把触角深入到最基层的农民工群体中，同时在每个社居委都应设立农民工工作站，把农民工工作纳入日常管理。

三应为农民工消费工余时间创造条件。无事就会生非。如何引导农民工科学合理地消费自己的业余时间，对维护社会稳定将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未能有效满足，整体呈现“孤岛化”特征，处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心层”，已经影响了农民工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影响了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他们缺乏融入感、认同感，进而影响到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事关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事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事关一代人的精神塑造，事关城市文化合理发育，事关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事关社会的安定和谐，事关社会管理创新。满足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要做好盘活存量文化资源和优化增量文化资源两篇大文章。充分利用现有直接文化资源，如向农民工免费开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协调利用间接的文化资源，如协调教育、科技、旅游、企业、社区以及工、青、妇等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特点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开发利用新的文化资源，如为农民工提供新的传媒载体，搭建城市露天舞台，构建文艺活动、文学创作、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平台。

四应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虽然各级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问题，但是，在政策设计上针对性不够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落实起来效果不那么明显。“以人为本”中的“人”是由无数个“具体人”组成的，不同的“具体人”有不同的需求，以农民工为核心的“七大群体”，留守在家的不一样，漂泊在城的不一样，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儿童各有需求重点。因此，政策的出台可以“一揽子”但不能“一样子”，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措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应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细化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举措。例如留守老人问题。“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对老人的关爱和照顾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在孝道衰落、社会转型的双重夹击下，在由“养儿防老”向“制度防老”过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留守老人生活艰难，精神空虚，身体多病。一应重振孝道。孝道衰落，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及夫妻关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父强子弱、夫强妻弱变为子强父弱、妻强夫弱。当儿子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时，父母很难从儿子那里得到有力支持；二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的天然制高点，人们只用经济收益的眼光看待老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孝道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而市场逻辑则理性地推导出结果：儿子会理直气壮地反问老子，你是养了我，可你养好我了吗？这种市场理性的反驳会给父辈更沉重的打击。二应下大功夫解决制度养老问题，让孝道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共同发挥养老作用，让“老有所养”在双重约束下得以真正实现。总之，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施都必须具有针对性、准确性，不可抽象化，务求具体化。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