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国民国家【2】

多中心治理：建立国民国家的一种思路

这样一个国家，它确实是一个国民国家，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稍微了解一下政治的基本原理，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国家是不能够维持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古典政治智慧，包括儒家思想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非常可惜，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或者说一直在提这个问题的人，他下午在，但是这会儿不在，就是吴稼祥先生，他的《公天下》是从一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就是超大规模。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怎么治理它，它的基本原理跟治理一个城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用城邦的民主原则来思考中国的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注定了一定会失败。如果你不考虑超大规模的问题，你去简单地搬用西方人用来思考城邦政治的那些原理，那肯定会出问题。其实秦帝国，秦王朝崩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有效地解决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单一的权力中心直接控制每个人的可行性的问题。所以在秦制崩溃以后，儒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中重建秩序，由此就形成了另外一套建立国民国家的思路，这个思路说起来很复杂，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展开，我只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这也是我用来描述汉武帝、董仲舒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体的一个述语——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

一方面承认皇帝是最高的，刚才念群学长讲到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它需要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性质的政治的最高权威，作为政治认同，所以所有的儒家都会说皇帝万岁。但是，所有的儒家又都会说皇帝是笨蛋，而且他们会说皇帝应该是笨蛋。因为他们经历了秦的这么一次失败之后，他们非常深切地认识到，试图由皇帝一个人来直接统治每个人，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多中心的体制。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景象，那就是从汉武帝以后，大概从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现在所讲的皇权不下限，皇权虽然对所有人都拥有神秘的吸引力，都是一个崇敬的对象，但是皇权并不直接统治每个人。这就是一个新的思路。刚才我们看到法家式的思路，接下来我们看到儒家式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古人在探讨如何建立国民国家的时候尝试过的两条路。这两条路在20世纪又重演了，当然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这同样可以证明我刚才的看法，历史其实是在反复。

失败的道路：激进主义

19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再度深入接触，中国人马上会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太强大了，一个区区的英吉利，连殖民地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人多，但是可以打败中国，问题在哪？所有明智的士大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太低，不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富国强兵。怎么富国强兵？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大家听了这个话之后可能会觉得很熟悉，比如胡鞍钢先生，他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毛泽东一直要讲的也是这个问题，蒋介石也讲这个问题。梁任公写《新民说》，核心的问题同样是这个。北京的政府如何能够有效地把分散在广土众民的社会中的资源动员起来，用于实现国家的目标，其实同样是国民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开放的世界中，中国人又一次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去看20世纪中国人所提出的口号，跟周秦之际、秦汉之际的口号，尤其是周秦之际的口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20世纪我们看到的也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我刚才已经反复讲到了一条思路，这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思路，法家是一条激进主义的路线。而且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激进主义跟秦始皇的激进主义没有区别，比如他们都会致力于消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那些社会组织，因为他们认为——当然任公不一样——有很多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组织，比如说宗族，会妨碍人们对于国家的效忠，人们只会把自己的资源交给宗族，而不愿意交给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去消灭这些宗族，让几亿人都直接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

另外一条道路：保守主义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思路，我把它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路。当然任公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虽然他时不时会有激进的冲动，但是他在康有为的耳提面命之下，在黄遵宪劝导之下，他总是能很快回来。其实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传统，在激进主义传统之外存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与政治传统。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的《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里面，对传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这样一个传统中的人物，我大概罗列了一下，其实很多，从曾文正开始，又分化出几支，第一个是官僚，像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第二支是康梁张这一系，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这一系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连续性，尤其是张君劢先生，他其实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1945年政协会议上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由他起草的。当然还有一个分支，那就是孙和蒋，孙先生和蒋先生，他们都共同构成保守主义的比较广泛的谱系中的人物。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比如说革命党和保皇党之争，如果我们把他们和后来出现的激进主义进行对比，他们的共同点会大于他们的分歧。有什么共同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任公的《新民说》中会看到，一个调和新旧的努力，我们确实需要公德，当时主要指的是国家意识，一个民对现代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公德。但任公绝没有说因为要有这个公德所以就把私德消灭，他没有这么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孙中山先生对宗族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毛为了建立一个他所理想的国民国家，他致力于消灭宗族，但孙中山先生的看法跟毛的看法正好相反，孙先生说，其实宗族就是公民社会，宗族就是让那些就其性质而言只过私人生活的农民过上公共生活，只不过他所说的这个公共生活的层次比较有限，他只是在这个基层社会。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是提升他的公共生活的层次，把他从宗族提高到县，提高到省，最后提高到全国。所以孙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其实宗族社会是我们中国要建立一个国民国家的非常好的基础，它不是包袱，它是我们的资产，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把人民的公共生活的层次提高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是什么？保守主义并不是说不变，而是在保护、维持既有的制度和理念的基础上来改进提升它，用徐复观先生说的叫“新生转进”。

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的思路，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正宗。我刚才列举了那么多人，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中国的现代史主要是由那些人物塑造的，后来的激进主义，在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歧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我们很幸运，我们也很悲哀，我们能够看到这两条路线的结果，一个是在台湾，一个是在大陆。保守主义一路延续，它现在仅存于台湾；我们现在在享受激进主义的成就。最近这些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去过台湾，可能台湾给我们大陆人，尤其是大陆的读书人，尤其是大陆的相信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会上很好的一课，那就是说，保守主义才能救中国。

文明：“立宪”之外的另一个关键

我们回到当下，中国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也仍然是建立这个国民国家。中国的现代史还没有完成，我们仍然处在现代史的过程中，仍然是要建立这个国民国家，只不过在我看来，也许我们现在建立国民国家所面临的难度比任公那个时候更大。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会说，首先是立宪，立宪难度也许更大。因为一个皇上可能可以立宪，一个皇上也可能接受宪政的，但是一个组织能不能接受宪政，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关键。我们在座所有人都会同意，立宪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我跟有些朋友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文明。一个国民国家，它究竟是靠什么样的机制把这些国民凝聚到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愿意共同生活，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当然会选择儒家式的近路，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比秦始皇时代规模大十几倍的共同体中，我们不应该再去设想用一个单一的国家权力来统治所有的人。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建立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秩序，让人们又可以效忠于不同层次的公共共同体。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多中心的主体如何建立，也就是说社会层面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如何建立，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政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因为能够有效运转的基层社会的那些组织，它基本上都是靠信念和感情维系的。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共同生活的感情？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共同生活的勇气？这些问题都不是立宪本身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另外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人心。但是人心如何被唤醒，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想儒家能够唤醒人心。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面临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宪政，另外一个关键是文明。而中国文明的本质就是儒家。我们谈到这个文明，我刚才说我们的立宪面临的难度会比以前大，同样在文明的纬度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也比以前大，因为我们已经对它进行过不说一百年，至少曾经进行过三十年的彻底地摧毁。所以我们现在谈论文明，其实更多的只是展示我们的一个想象，展示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复兴，要重建它。能不能重建成功，我自己当然充满信心，因为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当然这里就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不去讲它。谈到这个问题，我可以回应一下今天下午他们说我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念群学长说到的，我自己是在努力的要去践行。我其实是伪装成学者，混迹于学界，但我自己的志向，更多的是实践，只不过到哪去实践我还不知道，现在到处的乱撞，撞到哪是哪。

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要破局，在这两个方面都要破局，仅仅有一个方面是不够的。（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