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为何中央媒体在官员面前也脆弱不堪

记者曾被称之为“无冕之王”，而当代中国记者的境况和遭遇恐怕离这个名词很远。只要百度一下“记者采访被拒”，就会发现，“吃闭门羹”者不在少数。甚至时常会有记者被扣留、被殴打被迫害的事件发生，处于监督地位的媒体，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弱者。

即便是中央媒体所谓的“舆论监督权”，在傲慢的官员面前，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突发事件和负面新闻发生后，有关部门将记者拒之门外，或者强令封口，或者恐吓，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最典型的莫过于北京记者傅桦的遭遇，这位《第一财经日报》产经新闻部主任，万万没有想到两篇揭露吉林机场建设中贪腐的报道，便使他遭遇有组织的绑架、殴打、行刑逼供、栽赃，最后陷入牢狱之灾。

这个1993年辞掉四川某地中级法院法官职位到京发展的前法官，这个在新闻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记者，这个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官场争斗的媒体人，不仅丢掉了体面的职位和多年累积的业内声誉，还遭到莫须有的诬陷和审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凡是有影响力的媒体，都有自己的品质风骨，有对底线的坚守，对职责的敬畏。媒体的责任是报道和追寻社会真相，给民意表达提供平台和渠道，履行监督权。然而可悲的是，中国当代的现实是，媒体和记者都只能闭着眼睛大唱赞歌，否则就有危险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什么时候中国媒体和记者能够真正高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旗帜，肩负起监督政权监督社会的历史使命，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媒体和记者。100多年前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外，所不同的是，美国媒体和记者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颇有启示作用。

1894年，美国GDP即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工业化带来了大繁荣和大发展，在物质财富倍增的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企业通过兼并形成托拉斯操纵市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官员结党营私，充当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特许状和工程承包合同赚取大笔灰色收入；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环境令人忧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社会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社会财富；因而导致社会骚乱和阶级冲突频发。

自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迅速的城市化、财富巨头的涌现和政党分肥制，美国第一次面临官员的严重腐化。所谓分肥制，是指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候选人作为回报把政府官职分配给那些曾帮助在选举中获胜的人，而对他们的品格和能力缺乏约束。官员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窃国库、内部交易等五花八门的丑闻充斥着美国社会，其严重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闻记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大批敢于揭黑揭腐的记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成为这个时代变革的急先锋。被誉为“扒粪者”的记者斯蒂芬斯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的斯蒂芬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底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背后更深的腐败黑幕。

斯蒂芬斯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界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

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腐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之间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少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他们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1906年发表《参议院的叛国罪》，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这些激烈的字眼，一时间举国皆惊，最后参议院的铜墙铁壁被打破，一些参议员在下届选举或几年之后失去了席位。1912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成功通过，直接选举参议员的权力最终还给了人民。

“扒粪工”的触角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抨击时弊详尽直接，毫不留情，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人人》杂志在1908年1月号上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骗公众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弱势群体在和强权的对抗中获得了保护。”历史学家把黑幕揭露时代称为一个打扫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尘土的清扫门庭的时期。

“扒粪者”唤醒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法等一系列立法进程。一些著名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促成了食品检查法的出台，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出重大改革。这些变革措施，遏制了腐败的泛滥，缓解了已呈剑拔弩张之势的各种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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