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言平：不能用鞭刑加重“不得已的恶”

刑事犯罪高发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近日，列席广东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建议：引进新加坡的“鞭刑”。

陈伟才的建议甫出，便引发公众热议。对此建议，不少民众皆持“无条件反对”意见，认为增设野蛮的鞭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践踏尊严人权与野蛮粗暴的手段，与法治文明、保护人权的要求相悖逆。但也有民众对此建议表示“有条件”支持，认为对于那些贪官酷吏，不鞭不行。

对于民众“适用于贪官酷吏”的“有条件支持”，是对贪腐深恶痛绝语境下的非理性情绪表达。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并不能成为“鞭刑入法”的参考意见。

法治需要的并非简单的打屁股式惩戒，而是在于建立秩序维护的机制。等到真正需要实施惩戒的时候，说明不幸或者伤害已经发生。或者可以这么说，法治的意义，是提前在民众心中设立行为标尺，而不是事后对犯错的人们大刑伺候。文明的社会，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人权和捍卫尊严，这也恰恰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在。

刑罚的设置，实际上属于一种不得已的恶。为什么提倡死刑等剥夺人生命的刑罚要慎用，目的便是警惕和预防这种“不得已的恶”被扩张和滥用。

而要防止这种“不得已”的恶被加重，除了约束已有的刑罚手段，还需避免更多的刑罚手段尤其是酷刑进入法律。陈伟才建议“鞭刑”这种野蛮而残酷的肉刑入法，无疑是让这种“不得已的恶”再添罪孽。虽然新加坡在制度、司法上具有先进性，但侵犯人权、践踏尊严的“鞭刑”是落后和野蛮的，又有何借鉴的意义？

法治建设，不能迷信手段，更不能滥设、滥用刑罚这种“不得已的恶”。刑事犯罪率高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当然需要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上多下工夫，只有提前干预和介入，才能尽可能避免犯罪的发生。如果只是依赖和迷信惩戒手段，司法职能机构只懂得“处理后事”，即便刑罚再严苛残酷，也恐怕难以换来长治久安。只有加强防范、提前干预，方能让个体与社会双双受益。

鞭刑入法的建议，缺乏对人权和尊严的考量；对刑罚手段的迷信，误解了法治的价值和归依。让鞭刑入法，无疑将加重刑罚这种“不得已的恶”，加大了人权失陷的可能。基于人权保障，无条件反对“鞭刑”等酷刑入法应该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