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要看到人口之外的其它红利

近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引起广泛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现严重的“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以及随之到来的社会老龄化，应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实行从“一胎政策”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过渡。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定的，除了个别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因此，要想稳定住低生育水平，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为此，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日前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逐步完善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有一个论断，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人们不禁担心“刘易斯拐点”会很快到来，甚至有学者推测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从而出现“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研究发现，在既有的发展模式下，“刘易斯拐点”必然会带来经济衰退。因为和一般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持续15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更加漫长。目前我国主张应尽快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根据。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改革现有的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型规模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刘易斯拐点”的魔咒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此，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有必要摆脱基于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固定思维模式，应该在人口的质量上下功夫，在制度、生产要素、全球化资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比如教育红利，研究发现，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上升为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而如果都具备了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再提高66%。又如制度红利，其作用可以从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上看到。事实上，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等，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我国的制度改进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再比如生产要素资本化、全球化资源配置等方面，改革的空间更大。因此，在现有人口政策下，即使我们无法避免“刘易斯拐点”的魔咒，但至少可以推迟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