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个人隐私权会不会成贪腐的挡箭牌

房子越来越值钱，它因此而成为了国人心目中的新的财富图腾。而当它与权力——另一个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故事就多了起来。以人查房，网络反腐，屡传捷报。自从微博里开始曝光一些房姐、房叔、房祖宗以来，让不少心虚的官员如芒在背，有胆小者甚至含泪卖了楼。

在网络的的群情激奋之下，“以人查房”表现出了一种亢奋和蔓延的态势。不过这些坐拥巨额房产的“房氏家族”似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近日，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约束。江苏盐城有关部门称，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的不正常流出，引发市民对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了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以人查房”之类的信息查询。这也意味着，今后公众将很难查到某个官员名下到底有几套房产。

按理说，房管部门不允许一般公众“以人查房”，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定。从其它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各国的房产信息公开的规定有差异，但一般都不允许普通公众“以人查房”。因为这显然威胁到个人的隐私和居住安全。

然而吊诡的是，对于这一项有利于维护私权和私产的规定，公众似乎并不买账。有网络调查显示，居然有九成网友反对禁止“以人查房”。不少人认为这是制度化地护短，为网络反腐设置障碍。有媒体撰文评论：“还没把公权力装进笼子，却已把官员房产信息装进了保险箱，苍蝇拍、打虎棒都够不着。”

在私权保护领域的进步，是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一项有利于保护公众隐私的政策，却不受公众的待见，这一现象值得玩味。有人说，网络反腐反得连基本个人权利都不顾了，这是改革的和权利意识的倒退。甚至有人将支持“以人查房”的人称之为网络暴民，是民粹主义情绪蔓延的一个典型例证。

对于“以人查房”的两种观念的对立，在近些年的社会思潮中颇为常见。类似的还有在关于国企、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问题上，都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公众意见。这也是学者们近年经常谈起的关于改革共识的破裂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和认同度颇高。说起一项政策有利于保护民权，国企和医疗教育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除了少数坚持极左思想的人，恐怕很少有人会反对这个方向的改革。但近些年，这些改革的共识却面临着挑战。不少人认为，保护私权，只是巩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各种领域的改革，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而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产生了质疑，因此有了一些反市场、反私权保护的言论。

对于这样一种变化和分裂，已经不是一句不懂现代意识、非理性、民粹可以驳斥的。我们更应该反思，在这样一种断裂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很多人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

我们还是回到“以人查房”的争议上来。在我看来，在极左思潮终结了三十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绝对不会非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很多公众反对限制“以人查房”，无疑是看到了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下，保护公民隐私固然重要，反腐败，促进官员财产公开也是当务之急。如果普通人不能“以人查房”，那么，反腐败的监管部门能不能查？他们会不会去查？如果他们不能查，或者不愿意动真格地去查，那么，在隐私权保护下，获益最大的是谁？隐私权会不会成了贪腐的挡箭牌？

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网络查房反腐事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己发现和举报，然后相关的监管部门才介入调查的，而且几乎一查一个准。公众自然会发问：我们体制内那些专业的部门，为什么就没能发现呢？按说他们掌握着制度内的授权，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挖出一批批“房式家族”并非难事。是不能，还是不为？

如果保护隐私权意味着保护贪腐，很多人宁愿放弃隐私权。如果市场化的改革意味着对普通人利益的侵占，很多人宁愿不要改革。这或许是听到改革二字，不再像改革初期那么亲切的原因所在。重建改革的共识，修补社会的断裂，从理解这些质疑的思潮开始，从修补改革的制度漏洞开始。只有实质上回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平复那些非理性的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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