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官员：如何改进美中对话机制？ 

海外网4月24日电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世人带着遗憾告别了令人怀旧的有关俄罗斯的冷战观点，也告别了欧洲各国团结一致、实行单一外交政策这一未能成真的梦想。如今，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被嵌入美国亚洲外交从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无疑问，美中关系将是21世纪的关键。

随着中国迎来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随着巴拉克·奥巴马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当前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两国均面临棘手的国内议程，但华盛顿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认识到双方国际互动的重要性。

目前双方讨论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处商谈、如何商谈，而不是他们要谈什么。的确，华盛顿权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认为，有几大关键问题需要美中双方高层的关注，包括朝鲜、伊朗、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网络问题、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不过，一些最有意思的决定是关于采用何种机制围绕这些话题展开对话。眼下，美中之间有着当代一些最繁忙最复杂的外交机制。

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每年都与相应级别的中国官员会晤，商讨带有广泛商业、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的话题。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使美国商务部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的重要官员得以参加讨论，围绕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案例展开密集磋商。五角大楼则通过它的各种渠道进行自己的对话，包括防务磋商，这些磋商使双方能够展开战略讨论，交换各自在安全领域的看法。上述只是两国政府在不同级别数十条互动渠道的一小部分。美中领导人还利用多边峰会和国事访问的机会举行大量会晤。这些互动应当继续下去，但在形式和场合上需要有所创新。

自从亨利·基辛格时代起，中国便清楚，白宫的大力参与对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去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广泛会谈，并有机会与中方整个即将上任的新领导层见面，以强调奥巴马总统对于打造坚实、合作的美中关系的承诺。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和之后拜登于2011年回访中国时，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当然，奥巴马在过去4年内与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举行过数量堪称空前的会晤。不过，双方的交流仍有改进余地。

以下是值得考虑的几件事。首先，需要举行更多的跨部门对话，让多个机构的官员坐在一起应对复杂问题。例如，要有效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关切，就需要军方、情报官员和文职的外交政策官员共同磋商。几乎所有棘手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关部门参与常态化的高层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实具体步骤，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双方需要联合制定计划，构建全面合作的习惯。合作事项包括：发展项目、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当美国和中国军队在近距离执行各自的任务时防范危机。

第三，发挥创造力，设法让高级领导人有更多时间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国事访问程序繁琐，牵涉过高的成败负担，还有太多象征主义的东西。而利用多边会议碰头则往往时间仓促，难以完成任务。或许两国应该考虑举行领导人之间的“工作会议”，精简随从人员，剔除琐碎事项。

显然双方都希望避免给人以冷战的形象，但美国和苏联曾在几十年期间因为不便安排互访，而在马耳他、维也纳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点多次举行此类会议。两个最重要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地球上找到一个地方，共同商讨地球命运和其他大事吧？

（本文作者科特·坎贝尔，是亚洲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