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共 “老大哥”的惨痛教训,无疑会给中国执政党带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尽快跨越和摆脱苏式体制,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
邓公虽然离去己16年,但我们至今仍无法准确地丈量这棵“大树”的高度。为什么对于邓公这个人,中国那句老话“盖棺论定”却有点不灵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被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他的理想、抱负还没有实现。同样,他在生前曾经为之忧虑的社会难题,也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我这里所说的邓小平的理想与抱负,仅仅是他生前一再强调、反复阐明的“小康社会”,是己经被13亿中国公众所认可的一种社会状态、一种可以为绝大多数人感知的和谐安宁与幸福。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不爱听口号、不爱听套话和虚话,他与多数中国公众沟通的精神桥梁和通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建设“小康社会”和“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一个社会和一个政党是非优劣的标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与记者见面时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邓公所愿所想丝丝入扣。而新一届领导人所秉承的“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也恰恰说明邓小平时代所确定的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仍在努力完成之中。邓小平所预见到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难题,正在对他的接班人们提出一系列挑战。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记载,早在1993年9月,邓在同自己的弟弟邓垦谈话时就说过,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一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另一句“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样两句话勾勒出中国进入所谓“矛盾突显期”的根源。缩小收入分配上的悬殊差距,减少城市化大趋势中的社会震荡,消除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形成危害的各类安全隐患,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都将是新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挑战。(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