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发展起来后的难题不比原先少

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把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事业中的沉沉浮浮，进行了十分大胆又极有见地的比较。傅高义首先注意到，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缘政治的特点。

如果论及与苏联的渊源和对其认识深刻者，在中国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自传中写道：“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邓小平在苏联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延续实施“新经济政策”。由列宁倡导的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抓住机遇，为加快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很多，主要内容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吸引外资，实行租让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等。

邓小平晚年有关计划和市场要兼而有之、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提法，不能说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与感受无关。上世纪60年代，他还曾被指派参与中苏论战，当然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1985年，他还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苏共 “老大哥”的惨痛教训，无疑会给中国执政党带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尽快跨越和摆脱苏式体制，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与苏联相比，中国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客观优势，但傅高义还是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归结于“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上。这些“截然不同的选择”是：

一、坚持共产党的权威不动摇。

二、邓小平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他的做法是步步推进。邓深谙国情，知道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和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

三、邓小平把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放在了“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上。苏共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到海外留学。而邓小平则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