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这个国家隔几年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各式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认可的程度。 |
二战后美国政治出现“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
我们说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是一场春梦,就要对其进行梦的解析。这要从美国政治结构及其决定的外交走向说起。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被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心脏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且长时期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在他卸任总统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美国当时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与华尔街狼狈为奸的军工财团需要的是军火生意,而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就必须迫使白宫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直至战争。
这时的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