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度的失衡经济体来说，这一点令人丧失信心。

这种观点充其量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很难指望任何经济的再平衡——产出增长来源中的重大结构性转变——会一蹴而就。要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战略、时间和决心，而中国充分具备这三样东西。

在评估经济再平衡的初级阶段取得的进步上，GDP的构成大概是最不适合的标准。当然，最终GDP的构成将成为对中国是否成功转型的最严峻考验。现在指望出现重大转变太过早了一点，重要得多的是分析中国消费构成中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的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特别是看到中国的服务业加速增长之后，这是走向消费拉动的再平衡过程中的关键性基石之一。2013年上半年，服务业产出同比增长8.3%，大大快于制造业和建筑业7.6%的增速。事实上，从1980年至2011年，服务业产出的增长每年平均为8.9%，比同期制造业和建筑业11.6%的增速低2.7%。最近这种关系的逆转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开始朝着服务业倾斜。

2011年，中国的服务业平均每单位产出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出3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可以在GDP增速比过去大幅放缓的情况下，实现其最重要的吸收劳动力的目标——就业、城镇化和消除贫困。换句话说，在一个日益靠服务业拉动的经济体中，7%-8%的增长轨迹可以实现中国此前的增长模式下需要10%的增速才能达到的吸收劳动力的目标。

这是一个好消息，原因有三。首先，服务业增长正开始开辟一种新的劳动收入来源，这是消费需求的支柱。其次，更多地依赖服务业使得中国可以走上一条速度放慢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轨迹，缓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超高速发展带来的过度依赖资源和污染密集型活动。最后，初期的服务业增长可以扩大中国的经济基础，为减少收入不平等创造了重要机会。

中国经济远未到崩溃的地步，而是处于一个关键点。再平衡的车轮正在旋转。尽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还没有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显现出来，但这种转移在目前的转型阶段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标志。

而且，新出现的政策迹象也是如此，例如央行似乎下决心让中国摆脱过度的信贷扩张，而财政当局也在抵制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实行又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的诱惑。朝着实现利率自由化采取的初步措施和改革过时的户口制度的迹象也令人感到鼓舞。

尽管缓慢，但确定无疑的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中国正在逐渐变得清晰。西方那些怀疑中国的人再一次误读了中国经济的重要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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