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如果没有他的披露，受到政府严密保护的监控计划根本无人知晓。在此计划之下，美国政府几乎对所有美国人的电话进行着实时监控，并已掌握大量信息。文章认为，如果斯诺登没把“棱镜门”的信息捅给英国《卫报》的话，美国众议院或许不会通过撤销对该项目拨款的决议，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在内的人士或许也不会在一直维护该项目的情况下同意对其加以修改。同样的，或许也正是因为斯诺登披露了美国特工机构监控外国互联网用户活动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才会宣布采取新措施，对与美国民众相关的机密信息加强保护。

那么，支持斯诺登的人们可能会问，既然斯诺登事件的影响如此有益，为何还要对其加以指控？

其中一个答案在于，在一个法治社会中，采取公民抗命行动的人士仍须为此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文章指出，这项权利要求个人在做出抗命举动前慎思审议，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得其所”，是否具备正当性。同时，法官和陪审团在面对那些以己身违抗不合理法律或其不合法处理方法的人士时，仍旧需要考量这些人士的真实动机。以斯诺登为例，在成为告密者的同时，他也为美国民众敲响警钟，让他们获悉美国政府可能正对自己的权益实施侵害，这或许能够成为斯诺登争取对其从宽处理的依据。

　　文章认为，在看待斯诺登事件时还需作出的另一个考量是，美国政府的监控计划并非仅仅针对本国民众。根据斯诺登提供给《卫报》的一份文件显示，在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2009年赴伦敦出席G20峰会期间，美国驻英国间谍也曾监控其通信资讯。此外，斯诺登还在一次受访中披露过去四年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的中国仕地和香港地区计算机的具体IP地址。文章指出，披露美国情治机构针对境外地区及个人的行动与保护美国民众隐私是两个概念，也不等同于“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文章认为，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舆论支持，斯诺登还是应当为其告密行径承担法律责任，也有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但是，文章最后也指出，只要俄罗斯还把斯诺登错误当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并为其提供庇护，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斯诺登也便失去了为自己正当辩护的机会。（记者　廖梓达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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