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电台播出斯诺登新闻发布会

“水门事件”超常发酵的背后，是一个美国自我怀疑和迷茫的年代，也是一个因此而使美国式的政治道德洁癖格外彰显的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反战浪潮、石油危机、国内的政治丑闻、国际上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切都使处于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心中产生了疑问：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谁该为此负责？

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又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斯诺登的出现，就像当年“深喉”的出现一样，是这种迷茫的一个极端象征。一个30岁的年轻人，拿着20万美元的超高年薪，干着自己最痴迷的技术工作，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掌握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信息权力，为什么还要出卖政府，选择抛家离土、朝不保夕的生活呢？

不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特殊的道德洁癖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心理波动周期，就很难理解斯诺登的行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美国却是一个靠政治理想而凝聚的国家。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原则被国父们写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生证明”中。美国人在内外政治中不断宣扬和捍卫这些原则，就是不断肯定美国存在的理由。

美国政治的这种理想主义特性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理想的追溯和自我肯定使得美国人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推动美国不断改进，从而逐步在国际上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软实力；另一方面，这种理想又给美国政治带来一种脆弱性，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时困扰着美国人，让他们对现实政治保持怀疑。在正常年代，这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而在国家处境不好，出现经济危机、政治腐败、社会失序的时候，则会掀起巨大的反思浪潮，造成社会性的分裂和迷茫。美国上世纪的“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及当今的“占领运动”、“茶党运动”，都是这种周期性的政治心理波动的表现。

今天的美国确实又迎来一个新的心理波动期。那道横亘在建国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演化成为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鸿沟、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华尔街与制造业工会之间的鸿沟、常青藤大学里的青年人和他们有钱的父母之间的鸿沟，也演化成为斯诺登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一个叛国者内心的鸿沟。所有围绕这些鸿沟两边的争论，都是关于谁代表了美国的理想，谁是对美国的背叛。斯诺登在内心痛苦的分裂之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背叛了自己的政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府已经背叛了国家。他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宅男”，在衰退和怀疑的时代，试图用几条简单的道德原则来解释世界对美国政治的报复。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