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中国倒在复兴门槛边上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倒觉得可能问题不在于妥协，反而我们恰恰不能抹稀泥。这个世界不缺抹稀泥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在中间抹稀泥，说这个事左边、右边咱们都来一下吧。但实际上中国经常处在自杀的十字路口上，只要经济一低迷，我们就会处在十字路口上。中国是有很强烈的革命冲动，或者说是苏联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冲动。这个事情如果不警惕的话，我们可能就倒在所谓复兴的门槛边上了，

对我来说，我们几乎就快到了，再熬30年我们真的就复兴了。但要是就这10年、15年倒在复兴门槛边上，我会觉得挺对不起那100多年来奋斗的人。国强民富，就这么简单。在此基础上，你可以简单说自己是专制主义者、政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但不管怎么样，简化思想、不抹稀泥是争论的前提，而且是讨论关键性问题的前提。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有目共睹，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忘记了硬币的另一面，即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发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把过去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幻灭给压缩到这30年。实际上我们一边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这样一种痉挛，一种社会转型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不能够逾越的。

不过，今天我们不能再去强调中国的这种例外性。中国确实非常例外，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例外性。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或完全把这种例外性无限突出，今天的中国就会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向世界传播中国时，我们不能说得太复杂，否则会让人知难而退。这也不利于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深入了解复杂中国，但对世界的传播一定要浅出，才能获得最好效果。

求真比道德批判难得多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从“复杂中国”视角看中国，有这么几个方法论问题。

一是一定要求实，这是知识分子基本的职责。求真比寻求道德批判要难得多。专门拿一个道德杠杆衡量别人，这挺容易的，但它不解决问题。只有求真才解决问题。二是知识界的人还得加强专业学习，但又不要被理论的东西给绑架了。我觉得相当多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概念绑架了，今天还没有跳出来。三是要防止极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很欣赏的一种东西，但它是上帝观下的个人主义，它在本质上是有约束的。四是正确认识美国。我现在觉得左右两派都不了解美国，左派觉得美国非常强大，世界上的坏事都是美国干的，而右派把美国想得太好，右派讲的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当然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就算中国以后GDP成为世界第一也要学习美国。要学习它首先就得了解它，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美国。最后是中国需要社会科学创新。截止到目前，所有社会科学都是西欧、北美人群集体行为和集体心理的总结，用它来反观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是不够的。

高波(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未来的五到十年之所以就复杂，一个是因为它是连接政治正能量和腐败特权负能量的相持期；二是因为它是以治标赢得治本的关键期；此外，它又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稳中求进的程序期。未来五到十年应取得三个方面的预期目标。

第一个叫“收复失地”，包括党员干部对党的宗旨、纲领和理论发生审美疲劳的思想高地，新媒体、自媒体反腐之声鼎沸的舆论阵地，以及一些被潜规则渗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权领地。第二个叫“修复形象”，修复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不良形象，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不负责任乱作为的不法形象。第三点叫“恢复信心”，包括恢复广大的党员群众对这一届中央反腐败的“拐点式争胜的信心”，通过廉洁发展恢复使大多数人共享改革的红利信心，恢复对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廉洁自律、干净干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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