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尤为严重。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资金利用效率却大大降低。

今年一季度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背离，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多半是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内循环。

相反，反映实体经济的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以及商业流通数据都比较疲弱。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基础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趋于下降，风险上升；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抬头，“金融热、实体冷”所导致的金融空转，以及流动性自我循环和膨胀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面对如此困境，国家适时出台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十条”，但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困顿期”，长期以来赖以高增长的要素基础和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这对于依赖“成本驱动”以及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经济而言，利润空间自然越来越小。

近两年，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利润回报的鸿沟明显。银行业利润过高,且对管制性利差依赖性较大，提高了企业的融资和借贷成本，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银行业营业利润率达到了39.1%，是工业行业利润率的4-5倍。金融房地产投机回报比企业经营回报还高，甚至可达到实体经济的10倍以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房地产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资产抵押工具和融资工具。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房价持续大幅飙升，房地产与实体部门的利润率之差，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增长20.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但制造业投资自2012年起却持续下滑，形成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明显背离。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失灵”的效应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行为，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生过剩和投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

因此，未来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应是“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再实体化必须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有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那些错配的资金才可能更快回归到实体经济部门。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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