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和财政部刚刚公布了研究生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标准。这个标准让不少人有些发懵：一方面说研究生要全面收费，另一方面又出台相应的奖助政策。还是一部分人交钱，一部分人免费，这不是换汤不换药么？

　　不过，在出钱的财政部看来，这完全是两码事。尽管不少人读研花的钱可能跟原来差不多，但是性质完全变了。

　　无论是收费，还是奖助政策，都只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经济杠杆。

　　在其背后，是各种新机制的建立。上个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助理余蔚平对此作出了解释：完善财政拨款制度，不是简单地增加政府投入，而是重在健全政府投入机制；完善奖助政策体系，不是简单地增加资助经费，而是重在健全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收费制度，不是简单地向学生收费，而是重在健全成本分担机制。

　　2012年，这种拨款机制的改革就已经开始。这一年，中央财政对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中央高校全日制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除外）安排生均综合定额拨款。

　　在不少教育经济学家看来，不管中央财政对研究生教育拨付的金额增多还是减少，上述改革都在释放一种信号：政府用制度的形式，决定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被戏称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政府到底是怎么决定投入的，还多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教育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记得很清楚，“文革”结束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举办讲座，请国务院经济口的部委领导讲各自的情况。听了两周，王善迈总结，所有部长的讲话都是一个思路：一是部门很重要；二是贡献大；三是设备陈旧；四是政府要掏钱。

　　“各个部门都在争夺财政经费和公共资源。你重要，我比你更重要。”王善迈说。

　　他也曾经问过数位历任的财政部副部长：我们的经费分配原则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可是没有人能说清楚。

　　中国公共财政决策史上著名且有争议的4%，就是一个科学分配经费的案例。1983年中央政治局下达任务，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厉以宁和王善迈等十多位资深教育经济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历时两年研究得出结论：同等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占GDP的一定比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标准和当时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00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应该是3.87%。

　　经过反复研究，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将这一决定最终写入了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可是，当时的经济情况与美好的愿景有差距。

(责编：浩轩、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