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教授也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论断，如：“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都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法治首先是‘理治’”，“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还不是一个好社会”。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是什么？理在哪儿？在这里，张教授强调“善法之治”无疑是对的。法治社会固然要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提，但这种合理性和正当性应该以看得见的正义来实现，这不正是我们的法律在孜孜以求的吗？

　　最后，在论及法官执法时，张教授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遇到合理但不合法，或者合法但不合理的两难选择时，都应坚持理大于法。他认为，“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实际上，法官当然应该讲良知，选拔法官须德才兼备。但在长期实行成文法，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我国，仅凭良知办案，犹如盲人摸象，如何能把握案件的实体真实，又如何能实现程序正义？马克思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事实证明，不懂法的法官和没有良知的法官都是可怕的。懂法和有良知，是法官的基本品格，二者缺一不可。

　　看来，张维迎教授对于天理与法和道德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澄清。否则，其“理大于法”的论断只是听起来很美。(金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标题：张维迎教授的“理大于法”论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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