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好好向以色列和犹太人学习，以一种更加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本、以人权为本的方式向外界传播自己的二战史观，最大程度地争取自己的受害历史与更多人（包括日本人）在二战中受害的历史产生共鸣。这种历史的回溯和表达绝不是为了滋长当下的相互仇视，也不是为了让日本及其国民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更不应与建设面向未来的健康的国家间关系背道而驰。

对于很多日本右翼人士来说，“日本在二战中唯一做错的就是输掉了战争”。这样的历史观在日本国内有多大市场、对日本的年轻人有多大影响尚没有精确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在日本参加反对右翼势力游行的绝大多数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不禁让人发问，日本的和平主义旗帜还能扛多久；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受害者”诘问在日本还会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中日关系自上世纪70年代正常化以来所依从的“和平友好”范式到底还有多大的民意基础。

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国成为真正大国所需要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中日关系无论是“紧绷”还是“漂流”都将是中国外交的心腹大患。中国需要尽早深入谋划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对日政策框架，如何在历史问题上更加积极能动，而不是一味让日本右翼势力“消费”中国的激愤，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中要义，大略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自身对二战历史的表述中更加凸显“人”的因素，通过对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追索和珍视，超越国家、种族和世代的界限，赢得包括更多日本人在内的国外民众的认同。当然，需要更加坦率、充分、有针对性地回应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不应容忍安倍等人因所谓国内政治需要而肆意玩弄历史的行径。

二是要清醒认识到日本并非只有安倍一种声音，批评安倍历史问题认知和对华战略失误的言论不在少数，如产业界的大前研一、外交界的田中均、媒体界的加藤洋一、学界的川岛真等人。要始终把安倍政府及其右翼支持者与日本普通民众和有识之士区隔开来，通过更加深入细致和更具层次感的对日公共外交“扶正压邪”。中日两国社会和地方层面交流往往因政府关系困难而受到影响甚至被中断。实际上，越是在中日关系困难之际，越要敞开大门、正视问题、加大沟通。

三是要避免“老朋友”思想主导对日政策。中日关系要靠老朋友，但不能仅仅靠老朋友。有些对华友好人士虽然能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但其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有限的，甚至会因为过多为中国说话而下降。中国更应善交新朋友，不奢求其亲华，先力促其知华，从而制衡安倍及其右翼支持者的畸形中国观。

四是在历史问题上，应谋求以多边主义方式，与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协调对日，要争取和犹太人团体等二战受害者非政府组织同声相应，切莫让国际社会误以为中国无端激愤、欺侮日本。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参访靖国神社时曾就不实的历史描述对日方当面发难，而美国国会也曾通过涉及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可考虑联合韩国向美国施压，使其更加警惕日本右倾的危害，更好地“管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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